与欧美因果追问的形式逻辑思想方法不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特点是阴阳互补的综合，综合不仅表现为一种对环境刺激的反应，表现为一种统揽全局的整合能力，而且还表现为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善于通过直觉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关键，即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迅速解决棘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的来源，可以说正是阴阳互补的观念。根据吴前衡先生的研究，如果说《易经》出自西周早期的史官之手，以《易传·说卦》的出现为标志，重卦说则出现于西周晚期。因为对《左传》《国语》中20 多个筮案的逻辑分析能明确地证实这一点。把重卦说套上阴阳外衣的正是《老子》的“负阴而抱阳”和孔子的“《易》之义唯阴与阳”（《帛书·易之义》），然后才有了《文言》和《系辞》的理论总结。吴先生将这种思想方法称为“最简关系式”，与欧美人尊崇为金科玉律的“同一律”相对应。同一律的逻辑符号表述是“A ＝A”，最简关系式的逻辑符号表述是“- -／—”。陈炎先生也早就论证过因果思维和阴阳思维的对立互补。同一律纵深穿接进来就是因果决定论，最简关系式横向关联起来就是对偶两分——阴阳互补类型的想象关联。
对偶两分和与之相关联的想象关联的思想方法的最大成就是汉字的构字方式。甲骨文基本上全是象形字，周宣王命“籀史”作“籀变”后的字就成了以笔画为基础的形声字。形旁表义，声旁标声，这大不同于印欧语系的拼音字符串。字符串不能指向任何物体，只有定义后才能描述物体并从而获得相应的意义系统。形声字却不同，它先天地指向原初的同形同类之物，从而获得先天的意象性功能。这一文化载体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全是因为有了阴阳互补的最简关系式。而这一切不仅来自于人体上下前后左右的对称性，它还得到了天文历法的数据支撑，来源于人分男女、数分奇偶等。《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数十对范畴，孔子以君臣、父子、夫妇为基础的“仁”学结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中庸”之道，都和这种思想方法若合符契，并大大扩张解释了这一思想空间。这一思想空间又为战国的诸子百家准备了所有前提条件，也铸就了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天下制度体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人总是在“和而不同”中把对方和自己关联起来，就得益于“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的思想方法。“一阴一阳”是我们的思想方法，“道”是我们民族的形而上的世界观，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强大且久盛不衰的精神脊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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