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形式。地缘关系是一种空间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世代继替的时间关系。把血缘性的亲缘关系提升为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殷、周鼎革最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这种观念被后世儒家抽象为一套五服观念。
从地缘关系上讲,我们可以把这种五服制度称为以京畿为中心的五服天下观。京畿是国都所在的城邦及其周围地区,以此为中心,我们把世界划为以五百里为半径递次向外展延的一个个同心圆。紧挨着京畿的一圈叫“甸服”,其次叫“侯服”,依次为“绥服”“要服”“荒服”。这样的五服天下观显然隐含着一种四方辐辏、八荒来朝的中心聚合型文化观念。服,是服侍天子,通过这种五服观,一种地理上的同心圆象形转化成了由于文化的先进性而得以和神意沟通的政教合一的政治观念,并与太阳系宇宙模型对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由此而得到天象神意的保障。这种观念最早被记录于《尚书·禹贡》: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这当然是后人的理想化观念,但作为一种空间秩序的规划,可以是我们分析的理想模型。
从政治等级上讲,“五服”是指以天子为至尊的政治等级服装制。这种制度把天子领导下的郡县首长负责制在服饰上做了具体规定,就像现代的军衔。不仅周天子的服式冠冕有严格的规定,公、卿、大夫、士也都有很具体的规定。《尚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注云:“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异,所以命有德。”[5]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周礼·春官小宗伯·注》中对此有具体的规定:“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以其丧服自天子达于士,唯一而已。”[6]这里的“一”可以是动词性的。也就是说,制定这样的等差性五种服装制度,目的是统一天下,实现有秩序的和谐。(www.xing528.com)
“丧服”制度是一种血缘界分的观念,直到现在仍是族谱制度中流传下来的一个亲属界限。一个老人过世了,他(她)的直系亲属自然是要服丧的。但他(她)的旁系亲属要不要服丧? 怎么服丧? 这就是“五服”制要解决的社会学问题。而这也正是政治上的“五服”制度最坚实的社会学凝聚性基础。周代以来,周王通过分封,把血缘关系原则凌驾于地缘政治之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为重大的制度革新。这种把血缘亲属关系建构在地缘政治关系上的重大特色,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从而一跃而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传统政治制度。孔、孟儒家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宗法主义思想体系,正是因为儒家把“孝……为仁之本”(《论语·学而》)的观念核心,直接植根于这样一种血缘制度之中。具体体现在“丧服”制度中,以亲疏为差等,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总称五服。《礼记·学记》中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这是说亲人之间要团结。
宗族以祖宗为中心团结起来,社会以天子为中心团结起来,天下以京畿为中心团结起来,这大概就是这三种“五服”制所体现出来的向中心聚合的文化内涵。这三层含义所构成的文化观念,可以称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层级文化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它称为“礼制秩序”和“差序格局”。郝大维、安乐哲在《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一书中称之为“区域—焦点”理论。[7]
五服观从空间性的地理因素向世代继替的时间性历史因素的转化,或者反过来,先有了血缘上的五服观念然后再提升为一种地缘统治和政治层级的操控原则,是在战国和秦汉逐步完成的,这一过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即把空间地缘性的利益碰撞格局,转化为我们共有一个祖先的历史亲情性、时间⁃历史性整合过程,地缘的利益冲突通过世代继替的亲情,整合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大一统观念。
道家并非一个纯理论追求的学派。道家虽有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考,由于“道”的本性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指归,理论性的道体观念就被一起含融于实践性“道犹行也”(戴震)的生活向度之中了。这种将世界的空间性按年表的方式排列在时间性历史长河中的致思倾向,就在“阴”与“阳”两种力量互为动力、互为因果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独特的文化观念,成就了一元、自因、时间性的哲学形态。道家只是以曲折的、抽象的方式记载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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