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滚雪球、漩涡式的早期统一过程，早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顾颉刚在《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一文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考论甚详。根据顾颉刚的观点，大禹是一个神话人物，因此也不可能存在“会诸侯于涂山”的大一统局面。真正的夏王朝，实际上是以伊洛河、济水、汾河和嵩山为中心的中心国家，它的周围还有许多虽比它落后，不归它管辖却向它朝贡的方国。龙山时代的夏王朝作为一个霸主、盟主性的国家，它位于“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带着一点河北省的南端”[1]。因此，《史记·吴起列传》中的如下记载是准确的，即“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即古河内加上现在的洛阳一带。他们的敌国和“与国”主要在山东，如穷、寒、鬲、仍、斟寻、斟灌等。考古学的发现也能证明政治版图上的这种一个中心、多元发展的态势。比如在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和偃师的二里头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据考古学家们的推断就是夏都所在地，它是一个“双城记”式的二元模式，还是另有他因，我们现在已经难以确知。郑州商城和洛阳的商城也是一个完全一样的格局。基本上同时并存的两个“双城记”背后，应该隐藏着类似的历史故事。
商王朝是东来的民族，商灭夏，似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不是夏位于山东一带的敌国，而是这些敌国背后沿渤海湾地区的一个有商业传统的部落战胜了它。根据傅斯年《东北史纲》的考证，殷墟发掘出来有咸水贝之类沿海特产，可见他们早年曾经濒海而居，而箕子退保朝鲜，也说明东北是他们的老家。也就是说，商代除了向东北方向扩张了一些土地外，并无太大的版图。商代在西边多出了氐、羌，“而羌与姜实为一字，所以与其说是商的势力西展至姜，毋宁说是姜的势力东展至商”[2]。因为，姜（羌）就是后来被封在齐国的姜姓，姜姓和周王朝的姬姓以族群对偶婚制的方式世代通婚。商最终被周人所灭，其间姜尚居功甚伟。姜尚即《封神演义》中被神化了的姜子牙，齐国开国之君。
商代将灭之时，为了缓和两国紧张的外交关系，曾连续与周人和亲。“王季之妃太任是由殷商娶来的，她是文王的母亲。”[3]而根据顾颉刚的考证，到了文王时，殷纣王的父亲帝乙进一步把王室的女子嫁给文王为妃，而且不是元妃，只是继配。可见殷人当时对周人是何等的畏惧和无奈。周人为了这件事而兴奋不已，作《诗·大雅·大明》篇以记其事：“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邦有子，伣天之妹。”这里的“伣天之妹”就是《泰》卦和《归妹》卦辞两个“六五爻辞”中提到的“帝乙归妹”[4]。
然而殷商的“和亲”“缓兵”之计并没有得逞，终于还是让作为外甥的武王把舅舅逼上了鹿台的大火之中，所谓“酒池肉林”之会，所谓荒淫无度，其实都是周人胜利后的托词之一，以证明周的有道和殷商的无道而已。周人入主中原后，疆域得到了一定的拓宽。《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然而，由于“昭王南征而不复”等原因，周人在南方的统治实际上只是在申、吕、许这些地方，江汉流域并未成为周人的有效控制区。无论如何，河南、山东、陕西以及河北、山西南部，安徽、湖北、江苏的北部，即整个北方的黄淮海平原地区及与之毗邻的西部山地、关中平原都算作了周王朝的版图，实现了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和统一。而这也不过千里之地而已。这个历史事实，连孟子都知道，即“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在《强国篇》中亦云：“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www.xing528.com)
这一艰难而漫长的地缘整合过程说明，所谓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并非一夜之间便神迹般地降临神州大地。人们观念中的大一统并不是观念在先的存在，而是随着战国统一趋势的逐渐明朗和秦汉的实际统一，才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并把神话和传说合并到历史中去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而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个历史时代，它事实上还只有一种相当模糊的“王土”的观念，所谓的孔子春秋大一统观念，也是董仲舒他们附会上去的，与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只有一些观念渊源上的关系。我们很熟悉的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所说明的，并不是他老人家的“大一统”观念，而恰恰是一种尽量保留各方国祖先祭祀模式的邦国林立的多元观念；他的“吾其为东周”（《论语·阳货》）也不是要大一统，而是要让各诸侯国在聘礼问对的贵族式多元格局中保留一点儒雅的贵族共和文明。如果连老子、孔子的时代都没有大一统观念，而只有一种潜伏着的历史统一趋势的话，商、周时代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大一统了。但历史的潜存势能总是比任何观念的努力和说教强大一百倍，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在董仲舒时代，至少在春秋之前，大一统观念虽然并不清晰，事实上的逐步整合、扩张，趋向统一却又是脉络分明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一个多种力量无意识间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道家所看到并加以阐释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并非后世儒家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观念教化的过程。如果从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的）三大要素发挥作用的历史状况来看，它们确实有一个先后问题：先有经济的需要，次有政治的整合，最后才是文化的融合。根据传说，先是燧人氏发明了火，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得以熟食，这是第一缕文明的天光；然后是有巢氏使人们摆脱了穴居野处的生活状态，学会了“避寒暑”；神农氏发展了农业，使人们摆脱了远古时代的游猎和采集生活……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世代积累起来的成就。只是到了战国时代，文字得到普遍应用，这些创造性的成果也就“各有其主”地被记载了下来。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叠加”历史并不虚妄，证据确凿，这个发现使我们能够剥去附加在各种典籍身上的神圣光环，还历史以本来之面目。《史记》的《五帝本纪》其实是对层累叠加后的历史所进行的系统性的文字集成，并非就是历史的真实记载。历史的真相很可能和时间一样一去不复返，消失、流逝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了，我们记录下来的历史永远是这历史长河中泛起来的一点泡沫。“逝者如斯”（《论语·子罕》），令人兴叹！
晋代“以礼入法”“准五服以制罪”。这为隋代的《开皇律》及后来的《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开了先河。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认为，这对中国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而导致中华帝国的一再复兴、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儒家的宗法主义秩序和道家自然主义自由的社会历史平衡，形成了一种合力，这合力也为中国社会中后期的政治⁃伦理秩序和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奠定了基础和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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