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继民学术文集：揭示大一统现象及整合方法

《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传说年代，在我们这块远东大陆上可能曾经生存着成千上万个氏族、部落、方国、诸侯国。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我国文明版图的多元一体性可能比原来的传说和记载更加丰富多彩，内涵更加多元。国的原意是一座城及其附近的村落、田野。城墙的意义无非就是为了安全、防卫，最初也可能只是防野兽，只是到了后来，它才用来战争防御。所以，最初的“国”，你尽可以想象为一个土墙围起来的大寨子。直到明、清特别是明代还是到处“猪（朱）打圈”，修城墙，加固万里长城，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政权，由于毗邻着一个强大的381 毫米降雨线外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经常不断的袭扰中，安全意识一直很差而且不可能不差。城墙之国在发展前、后期的不同在于，越是到了后来越不是为了防野兽，而是为了战争防御。

秦始皇的统一主要是军事暴力的统一，这同秦国先征服了周边的戎、狄之国，大大提高了军事战斗能力有极大关系。事实上，百里奚和蹇叔为秦穆公制定的战略方针也正是如此。秦皇、汉武之后，长城开始完全以这条降雨线为地理性决定基础，中原农耕民族和西北山林民族武力对抗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有规律的常态。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是先秦的事。到了秦汉之后，“祭祀”成了皇帝们的垄断性特权，而“戎”即军事战争问题和国家的警察性暴力——刑出于兵、兵刑同源，便成了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根据被沿袭下来。即使晋代之后“以礼入法”，大的外部问题并没有什么改观。直到清代，仍然在扩大了的幅面上以包容的姿态，继续推广着那似乎是无尽的边陲。“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西北游牧民族的武力威胁下，“开边”之意又岂是武皇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呢？

《诗经·小雅·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说明一种模糊的“天下”“王土”的法权观念在西周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但在那个时代，这样一种观念根源必然要求一种模糊的“天神”信仰，这种天神信仰所赖以建立的观念基础就是以时间的一维性、自因性为基础的一元论哲学意识。天体在时间中循环的宇宙观念对于一个农业民族来讲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早就完成了一种循环轮回的春、夏、秋、冬四季历法。律、历相通的观念意识，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时间循环观念，我们的古圣先贤因此而整合出一种东亚大陆所特有的天人一体世界秩序观念体系。董仲舒的宇宙图式是渊源有自的，司马迁在《史记·律书第三》中所谓“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就是农耕民族时间循环观念的最好证明。音乐在时间中绵延循环和天候循环完全同构，而我们民族的文明形态之科学基础就是音乐频率这样一种物理基础，所谓“黄钟原理”。从音乐频率到度量衡的制定统一，到和各种天象物候的比附对应，这种整合到董仲舒那里就成了结合“阴阳五行”之学，以四季之春夏秋冬比拟人之喜怒哀乐、东南西北等的天⁃人宇宙模型。人被理解为一个小宇宙。因此，宇宙论而不是本体论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明性真理。道家之“道”不仅是一种抽象，更是一种具象，戴震的“道犹行也”清楚地表述了道的这样一种精神内涵和现象自证。

与循环性时间观念相一致的宇宙模式相对应的国家观念是“天下一家”。从最初的千千万万个大村小寨到一个统一的文化军事统一帝国，我们的先民用了近两千年的时间，在艰难磨合着。春秋之后的统一过程，由于史料的相对丰富，总体清楚。对于春秋之前的整合大势，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而会盟征伐，章章可纪者，约十四君：鲁、卫、齐、晋、宋、郑、陈、蔡、曹、许、秦、楚、吴、越。其子男附庸之属，则悉索币赋，以供大国之命者也：邾、杞、茅、滕、薛、莒、向、纪、夷、郳、鄫、遂、谭、偪阳、郜、铸、邿、鄟、宿、任、须句、颛臾、郯、州、于余邱、牟、鄣、郕、鄅、极、根牟、阳、介、莱、虞、虢、祭、共、南燕、凡、苏、原、周、召、毛、甘、单、成、雍、樊、尹、刘、巩、芮、魏、荀、梁、贾、耿、霍、冀、崇、黎、邓、申、滑、息、黄、江、弦、道、栢、沈、顿、项、鄀、胡、随、唐、房、戴、葛、萧、徐、六、蓼、宗、巢、英氏、桐、舒、舒鸠、舒庸、钟吾、穀、贰、轸、郧、绞、罗、赖、权、厉、庸、麇、夔、巴、邢、北燕、焦、扬、韩、不羹。又有九州夷裔，则参错于列国间者也：戎蛮、陆浑、鲜虞、无终、潞氏、廧咎如、白狄、骊戎、犬戎、山戎、茅戎、卢戎、鄋瞒、北狄、淮夷、肥、鼓、戎、濮。”大并小，强吞弱。我们的统一过程基本遵循的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模式，既不像儒家想象的那么井然有序，更不像道家理想的那么诗情画意，毋宁说这个统一的过程是血腥的，它始终伴随着刀光剑影的无情杀戮和无休止的征战。

顾祖禹根据《左传》和其他的传说性记载的统计固然不必为确数，可是他对基本的发展趋势所做出的判断却是不会错的。按照这种估计，夏代之初，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与会者有上万个文明的国家。这里能“执玉帛”参与诸侯之会者，都应该是当时的文明国家。漫长的石器时代，玉乃万石之王，玉器也就代表着文明。帛则是服饰文明礼仪的象征。到了商代，这上万个国家在民族大融合中大部分被整合掉，也就剩下了“三千余国”。斗转星移，到了周代，武王观兵时，也还有千八百国。而两周之际，平王东迁之时，也还有千二百国。可见，此前的商周时代，相对于此后的春秋战国来说，兼并的速度并不算太快。经过春秋242年的霸权迭兴时代，到了春秋晚期，载于史册的也就只剩下一百多个国家。“会盟征伐，章章可纪者，约十四君”，此外的文明（文明程度或有不同）国家还有113 个，而文明化程度还非常低的周边氏族部落，还有19 个。总数为146 个。也就是说，春秋的二百多年，原来的部落、方国，一下子有90%以上在东亚大陆上消失了。此后的兼并历程更加迅速，呈加速趋势；战争更加残酷，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血流漂杵，坑杀无数，动辄数十万。军事和外交的悲喜剧上演了二百多年后，终于通过“秦王扫六合”的战争方式风卷残云般地、历史性地形成了建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基础上的政治军事统一帝国。从“万国”到“一统”，这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样的统一过程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各氏族、部落、方国、诸侯国文明成果的累积过程。这样的统一过程所裹挟着的文化成就怎么样估计都不会过分。(www.xing528.com)

郡县制所高度发展了的科层化文官制度，对于19 世纪的欧洲人来讲，还是相当进步的行政管理模式而要向中国学习的内容。如果不是社会生活有一种潜在的合力，加之诸子百家的共同努力，要达成这样一种统一的社会生活秩序是不可思议的。在那样一个时代，似乎没有人认真反对过大一统的价值认同。孔夫子的“兴灭国”和老子道家的“小国寡民”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大势中，确乎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现象，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整合过程。就像滚雪球一样，起初是无数个小的雪球，到后来，就成了几个大雪球，经过复杂的历史过程，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终于在东亚大陆首先实现了农耕民族的大一统。以盛唐为转捩点，一个农耕民族消化吸收西北山林游牧民族的过程在加快同化的同时，在军事上出现了反同化现象。游牧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前提下，反过来在军事上却可以处于优势。汉、满、蒙古、回、藏等民族，被统一在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之中，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怪兽“利维坦”（霍布斯）。迄至清代，游牧民族在军事上统一了东亚大陆的同时，文化上也被农耕民族基本同化。两大生产生活系统从此融合为一个松散的文化帝国。这样的大一统历史过程，和董仲舒在观念上确认的大一统并不是一个概念，三代的大一统是一种血腥的历史事实，而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则仅仅是一个在观念上对历史现实的认同而已。宋明理学的哲学整合，无非是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系统化理念梳理和哲学提升。

近几十年的考古学发现已经证明了中国古史的“多元”局面，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乃至“良渚古国”、甘肃的“喇家文明”、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都在诉说古史的多元性质。但地处中原的华夏文明无疑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发达的文化形态。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在道家式“地缘”和儒家式“血缘”关系的双重裹挟混溶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传统、一种惯性，广袤无垠的东亚大平原上的农耕民族，在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长期冲撞中不仅没有像地中海文明那样不断地转移和重塑，而且以其相对的文明优势顽强地保存并传承着，直到消化掉北方的游牧民族为止。与此同时，欧美海洋文明携带着传教士的祈祷、商人的利欲和军人的枪炮，以一种全新的态势铺天盖地，呼啸而至，于是我们就身不由己、跌跌撞撞地进入这一百多年的近代化历史过程。

近现代中国的文明转换携带着五千年的历史惯性，步履蹒跚，怀着对田园牧歌的无限怀念之情，一步三回头地前进着。这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宿命。这宿命中包含着太多的传统因素，它以一种物理学式的惯性，像一头发疯的雄狮，在受伤后跌撞着向前冲击着，艰难地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