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先秦典籍，一个基本的感受是：虽然同样处在“轴心时代”，远东中国的农耕经济和宗法主义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工商业奴隶经济和个人理性的觉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虽然也呈现出空前的学术繁荣景象，却相对温和地延续着自己的血缘氏族宗法传统，并没有明显的理性突破；如果勉强说似乎也有一种“人的发现”，却也只是道德价值层面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则实实在在地发现了“人”，不是整体的社会的而是个体的人。他们更加彻底地开发了人的理性能力，同时也发展着人的自由精神，但却不得不以奴隶制为代价。中国先秦的“人禽之辨”和古希腊“人神同性同形”的致思倾向，能够清晰地说明这一点。究其原因，地理因素很可能在传统的早期塑造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如果血缘和地缘是决定人类文化传统的内外两大基础性原因的话，人种学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要素。
东亚大陆沃野千里，极为宜农，而农业生产又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地中海沿岸的地理因素却极为复杂：北非、西亚、南欧的气候、地貌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产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不同的物产分布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加之地中海上水运便捷，对发展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特别是近代行会极为有利。须知，商品交换是以“互通有无”为基础性条件的。互通有无的双方也是必须进行清晰的“权利”界定的，这就是契约意识在地中海沿岸高度发展的秘密所在。
于是乎，一个以农人为基础的东方大陆和一个以商人为基础的地中海沿岸，从此在文化传统上分道扬镳：中国成功地依照自上而下的方式滚雪球式地发育出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而欧洲却发展了古希腊为典型的民主体制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共和体制。这两种体制在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科学昌明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业革命、海外殖民之后，即在世界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东亚大平原的汉民族却沿着黄仁宇一再强调的15 英寸降雨线和西北边陲的游牧民族进行着规模空前的同化和整合，直到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这一过程似乎并没有完全结束。于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从墨子时代东西方发生的历史大事来反观这两大传统的重大分野的渊源流变。
公元前509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古希腊克利斯提尼的“三一区”改革的结果，“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被彻底摧毁，不相毗连的三一区，分化瓦解了贵族势力的基础，使他们无法控制选举、左右政局，选民登记在村社而不在氏族，使雅典公民人数几乎成倍增加，扩大了民主制的基础”。[4]此后，在伯利克里时代，即墨子的时代，雅典民主制达到了顶峰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骤然滑落。
在克利斯提尼“三一区”改革打破血缘关系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在古罗马发生了以乌尔图斯为首的贵族集团驱逐塔尔奎尼王族的共和革命，血缘氏族的原始社会政治形态也被戛然画上了句号，成为古罗马由“王政”时代向“共和”时代过渡的分水岭。此后经历了将近五个世纪，直到公元前44年，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势力依然强大到足以刺杀恺撒，迫使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终生不敢称国王，而只能是一个“首席执政官”或“首席公民”。即使到了帝国时代的罗马，罗马皇帝仍然不以血缘继承为其主要的权力继替形式，而是用“选贤举能”的方式选出继承人后，以将其收为“养子”的方式来强化这一继承人的合法性统治地位。
依然是和墨子同时，即公元前451—前450年，古罗马在贵族共和与平民抗争的平衡中，通过“四大保民官”和贵族元老院协商的形式所颁布的、强烈地影响了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十二铜表法”，可以说是民主和共和两种政体理性协调的智慧结晶，从而成为罗马法系的奠基之作，并成为近代法、德民法典的直接摹本。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也就是公元前509年前后，二百多年的春秋霸权迭兴的时代正在进入它悲壮的尾声。历时一百多年的晋、楚南北对峙平衡局面正在被打破，晋国出现了“六卿执国命”的内忧，楚国则在东南兴起的吴、越军事势力的重压之下，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42 岁的孔子这时可能正在洛阳向老子“问礼”：“老聃在世。孔丘随南宫敬叔至周（姑系于本年），问礼于老子。”[5]正是在这种春秋和战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局面下，中国先秦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墨翟，以平民的身份、工匠的巧智，构建着自己宏伟的理论大厦。杨向奎甚至认为：“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当时整个希腊。”这种说法未必确切，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墨子的学说确实拥有着一种类似古希腊的逻辑、科学甚至于法律、宗教精神，这确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在经历了不到二百年轰轰烈烈的民众响应之后，却悄然谢幕，似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消失了，如果不是西学刺激的话。
因为这种理论和农业文明的中国不能发生协调关系，所以，《墨子》不得不委屈地被保留在《道藏》之中。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墨子》只是被西晋的鲁胜问津过，直到乾隆年间，很可能是在传教士的刺激之下，才由毕沅、孙星衍、汪中把它从尘封已久的古籍中翻捡出来。目前学术界所流传的《墨子》版本，也是在近代以后，即清末的孙诒让的校本。这就是墨学的命运。(www.xing528.com)
至于如何从墨学出发，借助墨家思想资源再造我们的传统，这已非本文的任务了。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纯粹的经院哲学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实践”、需要“做”出来的问题。
（原载《文化中国》［加拿大］2006年第3 期）
【注释】
[1]王赞源：《墨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254—256 页。
[2]徐希燕：《墨学研究——墨子学说的现代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7—150页。
[3]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见《饮冰室合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 页。
[4]陈丽君、曾尔恕主编：《外国法律制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 页。
[5]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将此事归在公元前510年（辛卯 周敬王十年 鲁昭公三十二年 吴王阖闾五年 晋定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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