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技术充斥着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科学变成了技术，机器借技术实现了高效率，制造出堆积如山的批量商品，人们的物质生活从来没有如此丰裕。但是，高效且机械的生活又把人变成了社会机器中的零部件，我们成了“单面向的人”（马尔库塞）。无论秦汉之后的历史演进对人类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以什么样的变奏和交响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两宋特别是北宋时代，中国历史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迹象，几乎一切带有近现代性的要素一齐迸发，但特殊的地缘政治打断了这一进程；明末清初，西学东来，历史又一次提供了进入近现代的机缘，但这一地缘政治因素又一次打断了华夏文明的自然进程：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这一征服⁃同化的过程中，不仅是儒道互补，整个诸子百家其实仍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当代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同样的一系列问题，即以新的姿态回到我们的人本性一重化生活世界中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伟大的文化传统面前，我们到底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现实启迪呢？
我们认为，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光芒一旦照亮生活，文明古国将不再是一个流行的词汇，而是一种根深永固的自发生长。人不是穿着衣服会吃饭的猴子，人心需要思想光芒的照亮。就中国哲学看，中国的圣贤们没有穿上西方人那种逻辑的形而上学西装，但照亮人的心灵的并非孤立、静止、片面的宏大知识命题，而是更加有情趣的思想。所以，有情趣的思想表达是一种更具生命力的思想。世界的神秘不会屈从于任何科学家的公式和什么哲学体系，人的生命力贯注其中的思想，从来且永远不会被公式、体系所掩埋。“一旦除去体系的虚饰，它们反以更加纯粹的面貌出现在天空之下，显示出它们与阳光、土地、生命的坚实联系，在我们的心中唤起亲切的回响。”（周国平）
无根之木不长，无源之水不流。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寻根是一项祈盼，而古圣先贤的思考从来都以无形的方式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在根基处影响每个人的感情和理性、行为方式和思想方法。它既是我们的价值参照，也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心灵的故乡；没有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只能是翻版的西化。寻根就是祭祖，祭祖不若数典。在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不管是司马谈的“六家要旨”，还是班固的“十家九流”，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从宋明道学到乾嘉汉学，温情地善待古人，既意味着对民族灵魂深处那骚动而睿智的创造精神的尊重，又是善待我们自己的不二法门。
近现代中国以无比开放的心态，直面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儒道互补的整体架构中，诸子百家的思想智慧得以平等全面地被开发。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仅强调人的关系性，而且深入探讨劳动生产这一过程的时间性要素，从而与中华思想传统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它在希望哲学的意义上所表现出来的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时间性追求，与华夏文明希望天下大同的思想是一致的，从而也与把希望看成终极关怀的易学时间性信仰方式相一致。
中华传统的总体特点是以民为本或人本主义。新时期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支撑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易学主干、儒道两翼的互补性文化传统是秩序优先，且与自然性自由形成相对稳定的张力结构。立足于这一结构和当代实际的整体态势，人本主义在学理上表现为三种价值或向度。
（一）回归生活的基本价值。生活就是做人做事，做事要有能力，做人要有境界。哲学智慧在儒道两家及其相关联的诸子百家那里，既提升人的境界，也培养人的能力，注重德才和贤能，儒道两家仁智双彰。随时随地在秩序与自由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即为新的中庸之道。让中华思想传统回归生活基本向度的主题是民生，但民生不仅是吃饭哲学！
（二）和谐润德的现实向度。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道德沦丧和各种新的人性迷失现象，要保持住良知和独立自主性；人人都能在知行合一的传统理念上于做人做事中求理，成为实践主体，即可贤能匡正，让理论、知识为现实、为生活服务。一重化生活世界是我们的永恒家园，生命是一份珍贵的礼品；既然做一次人不容易，那就该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好好地活着，好好地工作，尽自己的本分，承担自己的人生责任。和谐润德让大家学会有德性有智慧地生活，对普通生活中的人来说，这已经足够地好！
（三）确立信念的终极价值。一元自因时间性的人本化生活世界哲学理念，可以为人类的理想、信仰提供最后根据。“易→儒／道”时间哲学的信仰方式，表现形式是总有希望且把未来的希望落实为当下的做法而非仅仅是说法。希望是时间哲学的终极关怀。希望的信仰方式既可以避免知识和信仰的两难，也可以舒解人的生存困惑。
【注释】
[1]本文发表在2012年第6 期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题目为“从儒道互补看一重化生活世界的人本价值——兼论中西碰撞中的思想传承与革新”，此次重新录入，做了一定的修改，缩写为这个简单的题目。
[2]［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著，周勇、王丽芝译：《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0 页。
[3]［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著，周勇、王丽芝译：《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1—112 页。
[4]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21 页。
[5]参阅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8 期。(www.xing528.com)
[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 页。
[7]参阅拙文《论儒道互补》，载《学习论坛》2007年第3 期。
[8]参阅张志刚：《理性的彷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
[9]参阅宋志明：《单数还是复数——从冯友兰看哲学观念的更新》，载《中州学刊》2010年第3 期。
[10]苏轼：《东坡易传》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参阅张再林：《父子伦理还是夫妇伦理》，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1 期。
[12]赵汀阳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中对此论述甚详，而在最近的《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也屡有运用和说明：无立场思考不是没有立场，而是在各种立场之间进行转换的解释学方法。他又说：“不受某一特定价值的限制，更多地考察什么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样的价值。”（《人之常情》，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 页）可见，价值而非知识是无立场思考的关键词。
[13]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一种无原则的批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14]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形式逻辑体系、系统的实验发现），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引自爱因斯坦1953年写给斯威策的信，这封信于1963年被李约瑟全文引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74 页。
[15]请参李小五《什么是逻辑》（《哲学研究》1997年第10 期）；在《再论什么是逻辑》中，他说：“在对象层次上，逻辑恰是后承关系。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把这种定义称为关系定义。”（《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 期，第66 页）
[16]梯利希：《20 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828 页。
[17]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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