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一元、自因、时间性与西方哲学二元、他因、空间性的比较中，中国哲学的工夫以价值的诉求和道德的实践为旨归，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则不必含价值，这是中西哲学的重大分野。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儒家的社会价值，其实现又以人为本。价值可以覆盖现象，现象则不必含有价值。中国哲人尤其是儒家在理解或解释一个事实时，总有某种自身情境，哪怕它是个贫穷破烂的“家”，都可以作为他行为动机的出发点，这就是自然的合宜。儒家不仅强调道德形上的“经”，也在人际交往中秉持“权”的方法。后者不断对前者进行修正，就是不断返回出自真情实感的道德，这一真实包含着具体的情感发生的真实境遇，而这一境遇在西方文化中是相对缺失的。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以自然情感为本体根据，“公利”之义是行为的权度法则，从根本上不同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主客、人己二分和超越。道家万物一体的生命力植根于人自身，不离弃人的生活。道家预设人性自由的无限可能性，这种自由意味着最高价值的呈现。这个最高价值就是“一”，就是道，就是无限，就是自由。所以，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神圣之域。从逻辑的第一位阶上看，中西思想为同样的人性诉求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不同的是西方哲学以“求知”的因果链条，进行空间化的逻辑推理和表述来抵达本体，中华智慧则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人的“心性”上。
当代西方哲学界不再让理性决定存在而是希望存在决定理性，回到具体而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产生认识的主体⁃客体结构得以可能的，是自我⁃世界相互融合的结构。”[16]存在整全性即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对存在的西方式质询，对人类产生了最重要最深刻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终结就是主客两分二元模式的终结，所谓思想的开端，就是承认这样的前提：人一向或早已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融合才使得认识（理性）得以可能。这与《庄子·逍遥游》中的“小知不及大知”差可比拟，大知是使小知得以可能的存在性智慧。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无非是指出人的社会生活⁃生产这一存在事实背后，有着更为本源的结构性言语活动和文字能力。在语言事实中，人和世界创造生成。
中华文明的一重化生活世界人本价值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存在⁃语言诉求形成呼应。中国哲学在本体论层面所特有的慧观，可以为人类心灵家园的重建提供有效的哲学模式，以“道”为元概念的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在建构上不存在二重世界的区分和对立。因此，牟宗三新儒学的所谓“内在超越”未若张世英先生提出的“横向超越”准确。张先生认为以主客二分为前提概念的西方哲学，是从具体事物超越到抽象永恒本质的纵向超越，中国哲学则是以人与万物一体为前提的横向超越。爱上帝还是爱人？ 这是张先生的最终潜台词。道通为一的“通”和西方真理观的“同一”形成最重要的差异。张先生说：“相通是指两个不同的东西或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同或同一性恰恰没有说明这一点，而仅只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17]庄子“言此意彼”的语言学洞见恰恰更深入地解释了这一差异。西方人擅长的指称性语言是一结构性对应关系，音本位的记言特质，使得能指不间断地追逐所指。汉语文本位的特质使能指／所指呈辐射状，“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地以人为中心的天地人聚集，是中华天人合一精神的最高表述方式。庄子的诗言借用汉字的意象立于“道枢”，使得在场的能指成为不在场的所指显现，而在场的能指又生成或召唤无数可能所指的出场。德里达的著名寓象“无底棋盘的游戏”，比超越更能说明西方文化的特异，庄子作为“聆听无底深渊的声音的人”，以诗言的方式完成了人与世界参差多姿的共在共生关系。只有充分肯定儒学的道家根基，才能在一重化生活世界中说清楚超越的问题：深渊无底便没有根据，从何处超越到何处？ 道家对人之生命的肯定态度为人本主义奠定了最后的确定性基础：活着本身就很好！ “道”既不可说，那就找“人”聊“天”，为什么一定窥探“无底深渊”？ 所以，要么不说，要么学会“听”，小道虽不足道，若能娓娓道来则亦庶乎近矣！
于是，当人际间实际上纠葛的纷乱和胶着状态使得儒家方案变得不那么可行时，道家用人心与万物的沟通交流缓解价值困境的方案，就成为人们生存和安全的最后自由避难；而法家用刚性的律条做底线，以维护人间秩序的努力也构成儒家的补充。儒道两家都有内圣外王之道，并一起为中华思想传统提供了全幅的理论画面。“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并非必需，人本主义儒道传统让每个人都自由地挺立在天地之间并现实性地成就了数千年一贯的家国天下制度体系。如果没有道家的自由，人便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既然我是完全没有权利地行动，当然也就不必承担义务。道家的这种自由文化要素就是方东美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另外，如果没有儒家道德价值，人作为社会动物的现实性便无法展开，从而人对物的需要也就无法获得满足。在现实的社会分工中，人不仅是目的也不可避免地是手段，权利／义务正是那块著名的金银盾，人和社会的相互融摄和复杂互补，使人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展示人性的多彩多姿，这是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
道家侧重于对自我个体性原则的确认和坚守，用“反”（否定）的语言方式“返”回到人自身，即自由的自治自洽；儒家则从“所有的人是子”的血亲自然关系出发，用修齐治平的推扩完成人的责任和使命，使道家的抽象自由实现为社会伦理⁃政治层面上的可操控的民生权、精英话语权和皇权的制衡。中国哲学既不乏道家“说出来的”纯粹内省的心灵自由：认识你自己，也具备儒家“做出来的”行为中相对现实的自由：成就你自己。(www.xing528.com)
成就自己的自律精神在儒道两家的思想观念中就是“反求诸己”，现代表述即所谓成为自律性的模范或示范伦理，并在无害于他人的原则下任由人自愿模仿，此即中华思想传统的礼不往教原则。这种礼有来学而不往教的儒家式谦虚，与近代以来的传教士重复性积极主动“上门”，到处宣传教义（赵汀阳）的“服务”（购买灵魂！）方式构成了巨大的差别。道家式慷慨（沈清松）是立于道枢往复无穷的包容之道，承认复数本体（宋志明）的道教，亦不主张走出去传教，道教精神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制其宜的。
根据中国思想的理解，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并非和上帝订约，而是和他人、万物缔结有限责任的关系以便普遍受惠。人不可避免地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在世界这幕硕大无比、无始无终的戏剧中，注定要出演角色并浑然不觉。诚如叔本华所言，流转不息的盲目意志需要暂时休歇，以理性为意志的明目导引西方人观看客观外部世界的真相以满足好奇心，保证其进入世界的活力和动力。中国人则以情感为理性的伴侣，通过生活意志获得人生在世的智慧，始终将自然本身视为自身远离的家园，并尝试不断地返回；如此创造出来的一重化生活世界，就是万物的汇聚，自由不假外求并缘此而成为自然的自我生成、自我创造。
儒道的差异，在今天还被描述为儒家和西方近代、道家和西方后现代在致思倾向上的可比性和相似性。这结果便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化，中国传统也就成了列文森博物馆中的“文物”，与传统断裂是不可更改的命运。但这不是事实。那么如何保持与历史的同一，传统儒道思想资源能否为中国和世界提供新的智慧，道家和儒家在中华文化构型中各自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其在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中的深层机制究竟怎样，大一统那圆融恒定的价值取向与西方分裂型虚无主义有没有互补的可能，都是摆在思想者面前严峻、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在现象性知识一统全球的今天，中国生活智慧中的工夫不正是小小的地球村的福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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