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多元问题主要发生在关系人为基底的共同体(无论大小)中即人际关系之间;情/理悖论则主要在个体人的身心二元结构中体现出来。从我们的论域而言,“信”的问题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中由于熟人性质的社会生活,它从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一旦进入商业的生人社会,提升到当代的高度,就是一个必须要揭示的逻辑矛盾。所谓的礼坏乐崩、汤武革命,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一种崩溃、失序和秩序重建的过程,一个从混乱到有序的过渡状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天神”和“祖神”的双重信仰预埋下的冲突所导致的合逻辑的结果:儒家天命信仰和祖先崇拜有一个一元和多元之间的逻辑矛盾,这一理论上的矛盾在传统中国,往往是国人冲击秩序的最后借口,并构成动摇传统政治秩序的社会心理隐患。逻辑地讲,多元信仰无法构成真正的信仰,因为世界只有一个。信仰在理性上总是一元的,而在感情上却又总以无数个体为单位。所以,信仰也就不得不永远是一个悖论。
卡尔·波普尔将宗教和科学相对言,并将“宗教”的判定标准定义为“既不能实证也不能否证”,作为科学家他是对的。但是,“信仰”的对象是“神学”问题而非“宗教学”问题。问题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的标准,将人的感性排除出去,信仰在生活中的落实便成了问题。结果是历史上不断发生而现在仍能看到的一神教内部的文明冲突。就此而论,一神教区在信仰/异端思想模式的指导下的文明冲突,在更深层次上就好像在逻辑上排除悖论,与儒家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在传统中兴衰更替一样。
绝对化一元信仰和统治秩序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信仰的绝对认同,它仅仅是表层性地意味着秩序相对稳定或对稳定的诉求。因为,不管是一神信仰还是天命、天道信仰,都是不能解释的,一解释就面临逻辑的自相矛盾。信仰的解释过程永远是信仰既自我扩张又自我消解的过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类历史上所有以信仰而非功利为基础的统治,都不能不对其统治的正当性作出解释。统治的正当性在信仰的解释过程中实现,却又在这同一过程中自我消解,故而便只能说不可说、道非常道,一说便不是。这就是一元多元问题不说不行、怎么说怎么不行的逻辑困境。人类的群体共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维持共生状态的办法只能是为逻辑因果追问思想方法画出边界,即承认符号不能自指的本性早在人类口语交流的时代就已经被注定,而书面语言不仅强化了它,而且固化了它。
在人类特有的身心结构中,感觉、感情主要来自身体,理性、知识主要来自心灵。语言文字将人的“自我”在身心上撕裂为“二”,却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对个体人而言,信仰的悖论问题即体现为情/理的冲突,理性往往是信仰的破坏者。信仰与宗教不同,真正的信仰是在共识中寻求共同情感体验的方式。信仰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对世界整体存在的感情。“向死而生”的终极问题无非是一个极严重的情感问题,由此可知中华思想传统的“道由情生”的根身性、情感性。(www.xing528.com)
就中华思想传统而言,我们要特别郑重地指出:信仰绝非是什么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积淀的个体人感性落实问题。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相信感性的分量,把感性提高到信仰的高度来思考。就儒道互补而言,信仰的感性分量正是人心的分量,此为政治生活必须考虑的最大问题。感情决定着人的大多数行为,而理性、知识只决断为数不多的大事情。
人类既有理性又有感情。中华思想传统把人心分成情/理两个方面,但情、理在信仰问题上作为个体人的身心共鸣不可分。一切都仅以理性为依皈,这是西方人近现代以来误用理性的结果。任何信仰都寻求共识性的确证,这意味着人心在理性上达成了某种语言文字性的通约。在公共场合所达成的话语通约,并不等于每个人真正的信仰;任何教义或信条,必须转化为个体人的生活行为方式才算数;在这种转化中,人的感情力量居于主导地位。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理性的信条通过各自的情感体验起作用,是信仰的更深一层的情与理的悖论。悖论本即一理性字眼,人的感性根本不必至少不严格受此约束。信仰作为理性的认同,它隐含着一个人人平等的人格尊严性的情感逻辑前提,否则就仅仅是表面上的顺从,而不是信仰。信仰是一种理性的心理状态,又以个体人的情感方式存在;情感性的存在又必然渴望、寻求着理性的认同,以排除人生的孤寂。多元/一元即理之一与情之多的矛盾,表现为真诚的程度、知识结构和价值偏好等不同造成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境遇的不同所带来的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相交和的问题。
当然,这里的情是指一般性的自然真情而非随便什么情欲。对于人的情欲,儒家强调以礼制情,道家强调以理化情;理与情的一多悖论必须通过一生的修养,才能获得某种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中华人本主义价值多元的基础。一神教文明之间不断冲突的千年史及宗教改革之后的内部教派冲突争执,都可以对上述判断构成实质性的说明:既然都信一神,何以争战不休? 看来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神”的绝对价值虚拟是什么,而是人的价值多元问题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情感体验才能够得以安顿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天下大一统价值共识的有效性便历史性地满足了自身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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