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继民学术文集：揭示易学起源的前衡猜想

假如我们的判断不错，中华思想方法受易学阴／阳最简关系式的影响，可能比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大得多。阴／阳最简关系式是汉字构字的基本原则，而汉语和汉字在区别度上是互补的。^[11]于是，通过汉字这种区分度高的符号系统影响的就不仅是学术性的文本典籍，更是一种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乃至情感方式。关系性的易学思想方法，不仅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系统性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也是一种“宇宙代数学”^[12]。

吴前衡的遗著《〈传〉前易学》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长达七八十万字的资料梳理和思想考察。他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如果张政烺的易画阴阳与出土数字卦奇偶通约的论证不错，六十四卦的卦画就不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类的传统易学逻辑演算的结果，而是易学的前提；六十四卦的早出、原生性将颠覆整个易学史的历史发生学解释。而六十四卦作为巫源性的法器符号，经过适切的现代转换，则既是科学的又是信仰的。它提供的阴／阳最简关系式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既是初民命运关怀的结果，又作为关系性形式系统，为现代物理学的物质世界波粒二象性提供思想范式。阴／阳作为关系性的思想方法，“- -／—”作为关系性的逻辑符号，“／”作为一般关系或关系一般，它严格区别于来自西方的逻辑重言式A＝A 的因果追问方式。

根据吴前衡先生提供的资料和思考，我认为在易画、进一步即为《易经》起源问题上，承认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为“前衡猜想”的科学假设是必要的，这一科学的猜想一旦成立，将不仅改变易学史“以传解经，牵经合传”^[13]的历史差误，而且可能改写整个的中国哲学史。“前衡猜想”是我根据吴前衡先生《〈传〉前易学》，^[14]借鉴卡西尔符号学、伽德默尔解释学、波普尔的“世界3”及其“问题1→猜想→反驳→问题2→……”即“科学发现的逻辑”理论，对以《周易》为最后符号集成的易画起源问题，作了认真研究后提出的专门术语。前衡猜想可作如下表述：

吴前衡先生以“为什么出土千例数字卦多为六个一组”为问题意识，提出的关于易符号起源的猜想：易象六十四卦之原生性何以可能？ 曰：每个人都有一个空间性的身体，以身体为坐标进行最简差异式二者择一的六次空间定位性选择，必得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即^[15]

自从张政烺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6]发表以来，面对占主导地位的上千例的六个一组的数字卦考古实物存在，易学界囿于几千年的传统易学成见，几乎是一片漠视，没有人给出过任何理论上的说明。所以至今为止伏羲作卦、文王（或神农）重卦作卦爻辞、孔子序《易传》的“圣人作《易》”说，仍是易学界的潜在预设。这种非历史的易学文本发生学的误区经典表述是：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即“2→23→26”的升幂历史过程。这种“圣人作《易》”的历史过程，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逻辑集成过程。(www.xing528.com)

这显然是将初民的思想能力过于理想化的结果。在没有文字甚至没有数字的前文明时代，初民们何以可能完成从抽象到具象的历史演绎呢？ 所以，易画六十四卦的考古学早出只能用命运关怀的吉凶祸福预测来理解，而无论龟占还是卜筮，都可能是与当时的思维水平相称的可能猜想。这不仅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上，而且在安阳殷墟卜辞、周代的金文易画上，都能找到大量证据。

全面考察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不妨就人类的命运关怀问题，看一下吴前衡的思考：“人总是面向未来生活，但‘未来’的生存状况，‘现在’从来都不够明朗。人明确地知道有‘未来’，但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世界的变幻莫测和人对生活的价值期望，反反复复在‘未来’上面闪烁交织，把人紧紧地缠绕，人永远无法摆脱。而且，情况随时都在变化更新，人们面向未来生存，就得随时随地谋划‘未来’，为‘未来’烦劳和烦恼。这就是人作为人的现实生活，是生活本身不可脱离的主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主题活跃在不同的旋律里。”^[17]“初民告别了原始的蒙昧，即开始了命运的苏醒，急切地关怀自己的命运。这是文化的重要进步，命运关怀的表现为，对某物某事之后果的计较和思虑，计较和思虑的中心点是命运的好坏。去狩猎，多获还是少获？ 迁徙涉川，有险还是无险？ 去作战，俘还是被俘？ 去作田，好年还是凶年？ 如此等等，都是命运苏醒的关怀。命运的苏醒，意味着人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意识，意识到了未来的捉摸不定，意识到这种捉摸不定直接关联着自己的命运，意识到置身于变幻莫测的世界中命运的飘忽不定；于是就产生了对命运有所谋划的要求，以求在变幻的世界中能够趋吉避凶，获得美好的命运。”^[18]

初民为了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性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向“六合”神灵求问，长期积累，即可形成以身体为坐标的“二者择一”六十四卦符号集成。八卦是在六十四卦的基础上，由周初的巫史专家团队，通过直觉即可实现的提取公因式的结果，即从六十四卦到八卦，再到阴阳的26→23→2。这就为老子的“负阴而抱阳”（第四十二章）和孔子“易之义唯阴与阳”（《帛书·易之义》）的哲学抽象提供了历史根据。金岳霖先生曾说：“阴阳二字颇有问题，中国哲学里常用此两字，意义非常之外；至少我自己弄不清楚。”^[19]作为逻辑学家和“九分西学，一分中学”（张岱年）的哲学家，金先生对“阴阳”的疑虑是极为深刻的，因为在逻辑A＝A 思想方法的支配下，与互补原理相关的关系性阴阳最简关系式思想方法确实是难以理解的。对此，玻尔有清醒的认识，即现代科学的互补解释必须用经典的术语来表达。^[20]我们这里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说本人能够真的理解把握它，而是将这一科学史上的重大现象及其与易学的相关性提请到我们的学术平台上就教于方家。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真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互补原理与关乎到中华民族思想方法的易学阴／阳最简关系式有着缘定的相通性，太极图因此被许多人誉为“天下第一图”。1947年，尼尔斯·玻尔在为丹麦政府授予他的骑象勋章设计徽章图案时，采纳助手罗森塔尔的夫人柯汉娜的建议，将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作为其互补原理的形象图示融入勋章的基本图案，所不同的只是玻尔将太极图中原先的白色改成了红色。玻尔的勋章铭文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互斥就是互补）作为对太极图表示的互补原理的说明，与太极图一起，将东方古代哲学与西方现代科学的思想有机和谐地结合起来，达到了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