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需要儒家文化，更需要道家哲学，需要以儒道互补为主体架构的中华智慧。余英时认为：“所谓儒，大体指重群体纲纪而言；所谓道，则指重个体自由而言。故与其用儒道之名而多所凿枘，何如采群己之分而更可发古人之真态乎？”[2]“群体纲纪”即是社会秩序，“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生命与生存境遇之间的张力及其平衡问题。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对话不仅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问题，而且是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之间的张力问题。于是乎，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对话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关乎每个人及其生存境遇、生活质量甚至生命价值的问题。所以，“群己之分”问题在理论上的挑战就永远不可能理论地解决，它还必须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面对生活的互补性、混沌性。
理论问题在现实面前的困惑相当普遍，特别是在所谓的社会科学领域。不过这一让人无奈的现象，并不是我们在理论上退缩的借口，而是深入探讨其文化价值的动力。牟钟鉴先生在《论儒道互补》一文中说：“儒道互补也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的互补。……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道家个体价值观……可以形成一种制衡和互补，使社会不至于偏向以共性压抑个性或者以个性破坏共性这样两个极端，把群体性与个体性结合起来，使社会既生动活泼又团结有序。”[3]陈鼓应先生的《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吴重庆的《儒道互补》等，[4]都对中国哲学的儒道互补结构形态多有阐发。具体讨论历史上儒道互补现象的文章，目前更是达到了二三百篇之多。
儒道两家的存在，恰如地理版图上的黄河、长江，王国维径直称儒家为“北方派”，而道家是“南方派”，并从“帝王派／非帝王派”“贵族派／平民派”“入世派／遁世派”[5]等方面理解儒道两家的理论特质。儒家的理想是在社会之内推动改革，道家的理想是在社会之外“创造新社会”。[6]即儒家是改良派，道家则是革命派。革命固然会遭遇当权者之仇视，改良亦往往不见容于当权者。儒道两家之风范气象迥异，王国维因此又称儒家为“实践派”而道家为“理想派”。“北派气局雄大，意志强健，不偏于理论而专为实行。南派反之，气象幽玄，理想高超，不涉于实践而专为思辨。是盖地理之影响使然也。今吾人欲求其例，则于楚人有老子，思辨之代表也；于鲁人有孔子，实践之代表也。孔子之思想，社会的也；老子之思想，非社会的也。老子离现实而论自然之大道，彼之‘道’超于相对之域而绝对不变，虽存于客观，然无得而名之。老子以此‘道’为宇宙一切万象之根本原理。故其思辨也，使一切之现象界皆为于相对的矛盾的之物而反转之。……孔子者北方雄健之意志家也，老子者南方幽玄之理想家也。”[7]这里，王国维对儒道两家以地缘为基础的分判，似乎是源来有自的。《中庸·子路问强》曰：(www.xing528.com)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于是乎，正如李泽厚所言：“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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