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现在经常用“德性”二字来描述一个人的道德品性，这是合儒道两家而言。儒家之性即道家之德，此点徐复观言之甚明。[10]如果说孟子人性善是为社会找到了必要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定向并与荀子人性恶共同构造了一条管理社会生活的价值轴线的话，道家自由人性论和墨荀韩功利人性观却与儒家一道，大大扩张了传统人本主义的价值空间。农人的自由是天道观科学基础上的时间性自由。中华天道观既不同于西方的宇宙论，也有别于受佛学影响后的宋明道学世界观。宇宙、世界首先是时、空概念，其次是整全观念系统即宇宙论和世界观。受形式逻辑和印度因明学的影响，不管是宇宙论还是世界观，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哲学，由于逻辑学的形式因素对时间因素的强行排除，表现出强烈的空间确定性，即用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这种思想方法可以为知识找到确定性的基础，却容易把生活世界的丰富多样性约化为僵硬的理想模式。
中华文明是以黄淮海大平原上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草原游牧的冲突为地缘基础，逐渐向长江、珠江流域推扩，并以此迥异于地中海一神教商业文明。[11]在农耕的背景下，天文学是天下第一学，历法是天下第一法。历法的规律就是无限循环的大大小小的周期性。于是，时间因素就不可能在农人的思想上被逻辑排除掉。地球自转昼夜更替，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球公转暑往寒来，春夏秋冬是永恒的循环，人们就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此即以人合于天。三线（赤道线和南、北回归线）决定四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节点），也就注定了我们必得这样生活。在历法完备且律历一体的科技前提下，[12]“帝力”[13]绝不是人为强制，而是对自然的顺任。不必追求逻辑的确定性知识，生活和天体循环自为一体。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天人合一意义上逻辑同构。
儒家的“使民以时”在道家这里就是：既然历法已成为普遍的常识，治者不必干预，什么时候长什么庄稼连动物植物都知道：“似曾相识燕归来”，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人道和天道天然一致。所以，人道应该效法天道，必须效法天道。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 章）的最原初、最基本意义！[14]如果不作玄学的奥解，将老子思想回归到人体坐标的隐喻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进入人类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经验世界之中。“德”，这一从周公旦开始即进入核心价值的大词，最初的内涵无非是对汤武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和自警自省，但这一大变革一旦为直行之“徝”加上“心”符，使之成为一个承载道德、德性的象征性符号概念，它就获得了哲学的意义，成为文化形态的第一奠基石、文化长河的第一颗理性明珠。历史地展开，“德”就是商代上帝和周代天命观念在人心中的沉降生根，并成为最为基础性的文化心理要素积淀。(www.xing528.com)
在老子之德⁃道论[15]系统中，人是价值的唯一主体，价值是关系范畴。道与德字根同体，意味着价值关系被永久性地设定在这一系统性循环之中，成为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础，从而也就使道家思想在价值意义上，不仅获得了存在性自由的价值定位，更使这一定位获得了无限永恒的基源性价值支撑。德性自由和道性自由成为价值关系的两端，正如康德所言：自由是道德的存在理由，而道德是自由的认识理由。人的生命根身性于此扎下了坚实基础。每一个自我作为生命体因此便都在“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17 章）和“帝力于我何有哉”（《诗经·击壤歌》）的循环往复中获得了作为价值基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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