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蕴含着深广终极的自由理念，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本古老的自由主义著作。在中华民族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理性而不仅仅是爱国的热情。一神教商业文明中的主义性话语充满对世界的解释渴望，中华民族的以人为本传统，却对神圣之域保持乐观的开放态度，这是以易儒道为主体的人本主义文化形态的伟大明智。老子是要自由而不要主义的，一干两翼的易／儒／道哲学基本倾向是反宗教的，从而也一定反对作为其替代品的主义性话语。近代的西学东来，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话语系统对以儒家价值为主导的文化形态的全面冲击，却不曾与老庄道家正面相遇。西方自由主义是通过逻辑学追求一神的整全真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市场开拓，诱发了科学发现和技术高效率的世俗观念。历史上，佛学东来对汉文化心理结构只是一套义理冲击，老庄道家中的本体性自由理念即可使之衍化为禅宗，丰富了华夏文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学却是一个从物质、制度到文化心理结构的严整系统，其冲击是全方位的。近代以来，我们用尽了儒、道、墨、法、兵、名、阴阳、纵横等所有文化资源，至今仍难从容面对这一巨大挑战。
从《道德经》自由理念入手，通过整体的现实观照和本体考察，祈愿推进的是从严复到梁启超、从胡适到陈鼓应这一百年努力的深化。[3]《道德经》作为道家的开山之作，拥有与西方自由主义相通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追求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怎样描述它并使其展开为新的话语方式。哈耶克把“自由”定义为“一种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4]，这并非政治自由，而是存在性自由。他坦承“真正的自由主义与宗教并无冲突”，“自由主义之本质并不反对宗教”[5]。于是，欧美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新教，通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在《圣经》面前人人平等”这两大观念的诉求及其落实，高高在上的一神信仰，已经弥散为道家意义上的泛神[6]，圣灵的弥散和其“三位一体”的中世纪解读已经不再绝对为“一”，话语解释权已不再垄断于教会。通过将人的神性祈向以斯宾诺莎或庄子式的方式深植于所有人心中，[7]欧美人的罪感已经被消解。自由主义作为“主义”性话语，原本有一神论消退、科学昌明之后的信仰替代功能，自由主义在近代西方的兴起，其深层文化原因即缘生于此。哈耶克的表白无非证明：自由主义放弃了教会式的整全诉求。(www.xing528.com)
《道德经》反复强调的道的不可言说性即绝对性，坚持的正是人对神圣之域的敬畏心，对他人、他者的尊重和顺任态度。“以无厚入有间”（《庄子·养生主》），从而不仅成为高远的生命智慧和处世方式，[8]且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必须尊重和顺任民心、民意、民情、民生，严肃认真地“以正治国”（《老子》第57章）的智慧。如果“无”确实是世界本体，这种对本体的体认就是中华民族人本化生活世界对神圣之域开放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对世界背后的神秘力量保持理性存疑的态度，这是儒道两家共同的伟大明智。[9]独尊儒术只是政治垄断话语解释权的需要，与孔孟原儒的开放胸襟无关。儒学的宗教化努力，最客气的理解也是以西方话语为内在尺度的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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