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逻辑分析和结构功能认定意义上的内外之学。本体考察为内，现实观照为外，从本体论的高度考察自由这一高端概念，观照其现实的外王落实，人本主义的结论是：人本化生活世界中的自由小于但却高于一神论商业文明中普泛化了的主义性自由。在“太上”“无为”的前提条件下，怎样达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效应，让人人拥有“百姓皆谓我自然”的非强制感和自由自适的快乐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是老子文本具有的现代品质。把《老子》理解为“君人南面之（道）术”，在以隐为旁观之超越义上，老子提出了一套抽象的政治（“道生法”）理想和“无为”原则。君道一体还是君道分离，且怎么分、如何合，这是考验民族政治智慧和文化软实力的重大课题。道家之“道”既是可信赖信仰的恒常本体，又可以进行知识拷问；道家之“德”则是显现在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中的“道”。拟于一神教商业文明的自由性，道可以理解为神的大自由，德作为道的分项，可以理解为人的小自由。这样，中华文明中人的非原罪性，就在本体义上得以诠释，黑格尔的中国一人“自由”说，也可以给出一个中性的知识论性质的回应。从外王层面看，《道德经》可理解为老子从正反两面对圣王的训诲和警戒，告诉他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因为，道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道的柔弱性源于道的无形性，落实到圣王层面就是要求强者尊重弱者，权力方对权利方做事要有柔韧性，胡适晚年一再强调“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是此义：上宽容则下自由。从反面说，“民之饥”“民不畏威”“民不畏死”三章，是要挟圣王在柔弱中“勇于不敢”[1]。《道德经》中的战争论述是史官现实感的表现，不仅与《庄子》“无君派”诸篇[2]在理念上相呼应，且与儒家汤武革命和墨家平民情怀共同构成“替天行道”观念的思想基础，即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朝代兴衰更替中的儒道互补历史动态平衡现象具有巨大的解释力。(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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