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的行与知：安继民学术文集

中国文化诚然没有达到欧美知识论哲学那样的逻辑高度，相对于中国人的百年屈辱来讲，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落后。可也正因为中国文化没有进入哲学知识论的死胡同，这才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特征。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区别可以说是儒道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分野。人本主义重“身”，人文主义重“心”，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道家是人本主义的，儒家是人文主义的。因为儒家的重心并不是身体力行，而只是“劳心者”的统治之行。儒家并不重人们的感性之心，而只是想把人的心弄成类似于神的心。他们不仅将规范价值化、将伦理知识化，而且将主体角色化，将内圣“外王”化，将内圣“外王”化其实只是幻想，并不是真的。

与此不同，道家从来注重身体力行，不是儒家那假装的遵循伦理规范上的“身体力行”，而是在实际的做事过程中的身体力行。道家的这样一种身体力行不仅保持了道家人物的健康和长寿，而且在各种工艺性的劳动中体验到了大自然的许多奥秘。这就是李约瑟所一再称道的道家思想中的科技精神。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基本上是在道家思想中的，这是因为他们一直非常尊重自然存在物的“物性”即物的自性。以物的态度对待物，以鸟的态度对待鸟，以任何存在性的名词性事物的态度对待此一事物，这是道家科学精神的深层神韵。(www.xing528.com)

儒家也有逻辑类似的同一律命题，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见齐景公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样一种同一律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同一律。它事实上是通过把人角色化而把人作为主体的地位虚化了。人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才可能作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来行动。所以，儒家的“知”从来就不是什么知识，而只是冒充为知识的规范、冒充为某种价值的伦理。这样的冒充，其实在孔孟时代就已经十分明显，因为孔孟都非常激烈地反对“乡愿”，而乡愿却总是越反越多。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儒家只是用一种假装价值的规范唱出了太多的道德理想主义高调。调定得太高，绝大多数人高不上去，高不上去却又不敢说心里的实话，人们当然不得不去当乡愿。完全可以说，中国人的无原则乡愿现象正是儒家的高调逼出来的。儒家逼出乡愿而又反对乡愿，这正是儒家走不出来的怪圈问题。这样，儒家的伦理规范对于陌生社会的人来说也就落空了。道家就不是这样的，在一个恩格尔系数很高的时代，道家知道人活着就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主张自食其力。白居易的《卖炭翁》和杜甫的“三吏”“三别”所描写的都是一种强盗式的抢夺，这才会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社会现实。道家人物像长沮、桀溺、荷丈人、灌园丈人那样的，都是些自食其力的好人，他们才是有道德的高人，从来不想以什么“仁者爱人”的大话来蒙人。冯友兰之所以认为道家人物分不清“天地境界”和“自然境界”（《新原人》），那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的贵族性的话，在原始道家那里，其实只有种庄稼、灌菜园的老农才是在“自然境界”中体验“天地境界”，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与蓝天黄土打交道的人。儒家人物往往是装出一副不为名不为利的“天地境界”样子，悄悄地求名求利的人。道家人物是自然之子，虽然他们都是人之“子”，却不需要对人教导什么“孝道”，而是通过切实行为体现真情实感且羞于说得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