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物：理解其差异与规范的重要性

人和物不同，这在原儒原道那里都是清楚的。原儒抓住了人的现实，原道抓住了物的现实。虽说人可以是物的一种，可毕竟是最重要的一种。如果说“纯粹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那么纯粹的儒家也就可能是一个反题：蔽于人而不知天。“天”虽然不是“物”，但“道法自然”的设定却要求它一定要落实于现象界的物之中才有意义，这就是道家的精髓所在。道家当然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但他们也不是什么唯心主义者，因为在他们那里，罗素所关心的“物”的分析和“心”的分析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假问题。“心”当然可以空想一气，幻想一通，可那又怎么样呢？ “物”当然是我们的五官感觉所能感能觉的东西，但如果它们不进入心中和身中，它对人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儒家的着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恩格尔系数很高的情况下降低一点基尼系数，这就是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即今人所谓的平均主义。他们不关心物的生产，而只关心人际之间的某种分配性规范，且把这样一种规范视为最为重要的东西加以价值化。这是很不清醒的。人与人之间的规范首先要遵循物的知识性和规则、规定性，否则它们就降低不了恩格尔系数，降低不了恩格尔系数而只是在基尼系数上做文章，到头来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基尼系数仍然可能非常之大。虽说儒家同意穷人在基尼系数太大的情况下“犯上作乱”，但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人所能做的事情，也从来不敢率先去做这样的事情。只是等到墨家的侠义精神与道家的“天道”精神结合在现实的“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身上之时，他们才会凑上去“帮闲”。所以到了最后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于是他们在世人眼中，也就成了迂腐不堪的聪明绝顶的废物：腐儒。

正是儒家这样一种无用的局面导致了心学对理学的反叛，然后紧接着就又导致了泰州学派对心学正宗的反叛。泰州学派扎根于道家之中，这是牟钟鉴先生在其《走近中国精神》中论证得非常清楚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再多说。可难道心学对理学的反叛就没有道家因子在里面吗？ 理学和心学统称为“道学”，道学当然是源于道家的东西，但到了理学，他们把伦理规范价值化的同时，也把“理”好像是知识化了。以物性喻人性，是理学家们论证的基本方法，可人和物毕竟不同。方之所以为方者是几何学的知识，飞机之所以为飞机者是自然科学各种各样的知识综合造成的，可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义礼智”却不是知识，特别是“礼义”，以“君臣父子”为根本价值取向的规范和法家化了的法律规则更不是可以和“物”的知识相混淆相比拟的知识。理学由于不区别这两种东西，即不区别关于物的知识和关于人的规范而导致了心学的反叛。心学的这种反叛在深层次上也就是道家的自由意志心性论对儒家的家国秩序规范论的反叛。理学源于道家又反归于道家之根，这是一个哲学史上不争的事实。王阳明的心学虽然还保留着日用人伦之儒家取向，却在将“理”进行“心”化的同时，种下了道家进一步反叛的“祸”根。王学“四句教”在王畿和钱德洪那里的“四无”“四有”的对立，实质上是儒道之间的深层对立，四有说消失在清代汉学家的进一步探索之中，四无说也就消失在了泰州学派禅化了的道家自由放情论之中。“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马蹄》）早在庄子那里，这种自由主义的情怀就不可避免地沉入中国文化的深层，使得任何将规范假冒为知识的努力总像在沙滩之上盖楼房，终归要毁于一旦。(www.xing528.com)

因为，人和物的区别只是在于人的价值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追求得到的，人有自由意志。而物则只是顺应自然，“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庄子·人间世》）。在道家看来，人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物”，却不能离开他的这样一种“此在”（海德格尔）的物性而享受儒家所标定的人性。从这一点来讲，道家从来没有像儒家那样糊涂过。道家从来就认为知识和规范是不一致的，所以他们才一贯地努力反对二者的混淆。理学那明目张胆的混淆是“混”不过去的，陆九渊早在鹅湖之会上就提醒过朱熹，朱熹执意要造出一个“空明澄澈的理世界”，并很快就被官方所赏识，这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御用文人。王阳明发展、成就了陆九渊的心学，他也在自己死后半个世纪之后，进入了孔庙中去享用官方祭祀的冷猪头了，怪不得他的学生们又要反叛他。牟钟鉴先生指出道家大致上总是在野的，儒家也就相对而言地总是在朝的。只要在朝，就难免有在野党的反对。人类正是在这样一种柏拉图意义上“辩证”地言说的对话中，并通过这样一种言说方式来实现历史的辩证规律。

人当然也可以作为“物”成为知识的对象，但那是生物学和医学的对象，即“它”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对象。人之所以不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对象并不在于人类“社会”的无形性，而在于“他”的非实验性。拿人搞实验，这即使在儒家看来也是不道德的。没有道德的伦理是什么样的伦理？ 不讲人的存在性享用的生活规范是什么样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