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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逻辑:所有子皆人,安继民学术文集

时间:2023-10-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于是,儒家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的地位被确立,孔夫子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更是当之无愧。但如果不同时考察法家和道家,中华文化的历史形态问题,特别是和秩序与自由相关的、中华文化人本化生活世界与西方一神教商业文明平等对话的时代问题,就仍然得不到理解和解决,特别是老庄道家,他们虽然在后世儒释道历史变奏交响中转变为道教,但原始道家的基本立场依旧:所有的子是人。别无选择,“所有的子是人”。

道家逻辑:所有子皆人,安继民学术文集

我们这里选择“个体人”而不泛泛地说“个人”,确实有强调人的身体性的意思,或者叫作“根身性”。不仅如此,因为人绝非以“吃饭”见长,吃饭是活人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人会说话/写字[22]、能劳动、有理性,人能群即能够组织成社会。但是,首先,就科学意义来讲,人的身体及其活动才是可观察的客观对象。其次,我们去搞社会调查,并不是去找无法被指称的“社会”去调查,而是找一个个的人去调查。这也就是说,社会作为名词是抽象的,抽象的社会离不开一个个具体的人,这些人在自然科学意义上是个体人,关系人是人的族类本质。最后,“个体人”这一概念的运用是为了区别于个人主义的“个人”,这样的表述正是为了把人放在“关系人/个体人”的二元逻辑结构中来考察、来思考。

如果说“民之饥”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非仅是政府“食税之多”的话,“民不畏威”和“民不畏死”所描述的,便是能否生存下去的心理状态,“不畏威”“不畏死”的情结一旦形成,任何看似强大的政权都会在这种“民心”中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所以当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 章)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高远政治学命题:人心,是任何哪怕最专制独裁的政权,都没有什么办法控制的个体人的内在活动,这构成了政治行为的绝对限制。但让人扼腕长叹的是,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造反导致的朝代更替,不幸都被老子言中。当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13 章)时,他是什么意思呢? 至少有一个意思蕴含其中,即人的心灵本来就是自由的,人心可以不受物理事实的限制而异想天开,甚至如我们曾论证过的那样,可以“胡思乱想”。[23]每当读到人民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之类的史书时,我们不免会问:统治者何以就不长记性呢? 何以历代都有皇帝“尊道”,居然不能防止此类事端的一再发生呢? 这是理解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也是至今仍然面临的基尼系数增大、政府机构精简面临严重考验的问题。[24]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老子所选择的“所有的子是人”这个逆命题的个体人立场,是理解中国思想传统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立场和观点虽然常常因果关联,但二者毕竟是两回事。对于一个以书写为业、以书写为志趣的人来讲,仅仅有立场是不够的,他必须对自己的立场提供观点的论证。老子选择个体人的立场,只能表明他观察了一个个的个体人且对人心难测之类的形上观念感到震惊并深以为然。只有当他提出“所有的子是人”——这当然是我们从《老子》文本的傅伟勋式蕴谓中提炼出来的——这一逆命题时,才可以用费孝通的话来理解儒道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关系:“从官僚的怠工做到无为而治的、‘天高皇帝远’的、不发生作用的、被软禁了的皇权——这才是孔孟老庄合作努力达到的理想政治。”[25]这大概就是道统的社会意义所在了!

儒家通过从商鞅唐太宗一千年的努力,缘情制礼以入法,改变了法家法律原则,将同一性法律改造为差别性法律(瞿同祖),这样就渗透了法家;在将道家的自然真情纳入礼治秩序的同时,通过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心学),又在形上层面裹挟了道家,并最终在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中转而趋向道家(牟钟鉴)。于是,儒家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的地位被确立,孔夫子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更是当之无愧。但如果不同时考察法家和道家,中华文化的历史形态问题,特别是和秩序与自由相关的、中华文化人本化生活世界与西方一神教商业文明平等对话的时代问题,就仍然得不到理解和解决,特别是老庄道家,他们虽然在后世儒释道历史变奏交响中转变为道教,但原始道家的基本立场依旧:所有的子是人。道教与民俗的交错杂糅互渗难分,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一点。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林语堂认为道家是中国人的乡村哲学陈寅恪强调新道家之真精神等,都能说明这一点。

【注释】

[1]本文儒家部分发表在北京2012年《孔庙国子监论丛》,道家部分发表在鹿邑老子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此次收录将两篇恢复为一。

[2]关于这一设定的根据请参考拙文《儒道两家理论起点的逻辑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 期。

[3]转引自谷春德等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8 页。

[4]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5、221 页。

[5]安继民:《儒道两家理论起点的逻辑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 期。此文经扩展后被安排在《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初论》一书的第八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9—178 页。“关系人/个体人”范畴,意欲在与“秩序/自由”相关之“法治/民主”建设上作进一步诠释。

[6]“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说文》)这层意思在晚年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被表述为生活基础的神秘性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在逻辑意义而是在生活意义上使生活得以可能。

[7]哲学界拘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说,以为汉代政治秩序已是儒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秩序。这是莫大的误解。瞿同祖先生早在40年代即已落实了“以礼入法”的详细过程,惜后学多所不知,有意者可参《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汉代社会结构》等书。

[8]逆命题和正命题一样,乍看似卑之无甚高论,就像据称有博士论文写《糖为什么是甜的?》。但如果结合宋明理学将“所有的人是子”这一命题扩张为绝对道德律令,以保障伦理⁃政治文化秩序的绝对性和神圣性,宣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时,人能反驳的真命题是什么? 别无选择,“所有的子是人”。“五四”批儒虽有过激之嫌,但作为对西学的刺激⁃反应,鉴此实属可原。

[9][英]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引者注:出于“让哲学说汉话”的学术追求,引者对译文略有技术调整。

[10]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06 页。

[11]这意味着我们将在形下之“有”而非形上之“无”的意义上,把孔子之“仁”定义为所有的人是子,老子之“德”定义为所有的(人之)子是人。已如上述。(www.xing528.com)

[12]维特根斯坦著,贺绍甲译:《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6、54 页。第94页有“很清楚,‘逻辑的初始命题’的数目是任意的”,此与“逻辑形式是无数的”实际意义一致。

[13]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 页。

[14]关于“孔老先后”问题,抛开一切学术和信仰性争论(如胡适冯友兰)不谈,我们认为老子这个人早于孔子。《老子》文本是他那个“史学世家”在他身后累积形成的,正像有人考论《论语》的形成可能经历了230年之久。孔子确是向老子问过礼的,谭宝刚博士说:老子批儒不一定针对孔子而是针对周公

[15]这种选择的文化价值已如前述。即作为逆命题,它形成了文化的内在张力、活力和动力。任何文化都要通过不断地自我批判进于文明之境。诚如上述:宋明理学将“所有的人是子”这一命题发展为绝对的道德律令,以保障政治文化秩序的绝对、神圣性,宣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时,你能够反驳的只有这个逆命题:“所有的子是人。”

[16]在讨论儒道互补时,我们只能取“五经”说而舍儒家经典《春秋》。《春秋》三《传》二义:一是《左传》历史义,二是《公羊传》“托古改制”义。至于《穀梁传》,影响很小,备典而已。

[17]李水海:《老子遭受“完刑”考论》,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2 期,第147 页。

[18]班固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唐代王真甚至说《老子》是兵家之书,都有根据。

[19]“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第75 章)于是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74 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第72 章)此类意思的话语甚多,恕不赘引。

[20]李敖前几年来大陆讲学,很多精妙机辞几乎全忘记了,只有中国人在历史上一是挨打,二是挨饿之说,印象颇深。我想补充的是,“挨打”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同胞为了生存骑马放牧过来即是战争,马,实际相当于现在美国最先进的战略武器;“挨饿”是说,黄河流域干冷、热湿两股气流总是不听话,这便往往造成或旱或涝的年景,使我们总不免于怕挨饿或竟然真的挨饿。

[2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4—15 页。

[22]关于人会说话和会写字的区别,可参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关于“言/文”关系的论述和吴前衡《〈传〉前易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此的易学探源。

[23]本人曾说:“人是可以胡思乱想的动物。”“胡思乱想是任何政府权力的最后界限。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角度思考,自由虽然是强制的反面(哈耶克),但无论何种集权和专制独裁的政权,哪怕它使尽浑身解数地对人强制,仍无法控制它的臣民胡思乱想。这当然构成权力的绝对界限。”载《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初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2、253 页。引录时略有修饰。

[24]基尼系数增大问题这几年由于中央财政大幅度向农村倾斜已呈缓解之象,但机构膨胀带来的财政压力社会舆论、社会心理压力则依然难得有效缓解,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颇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引申时行对张居正改革壮举的悖论性反思指出:改革总是某种利益结构的调整,机构改革却要以官员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用官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但官僚机构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最大问题。这一思考与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说的“控制论难题”一样:人类社会必得面对的“狗瞰羊群,拐杖瞰狗”的无穷倒退问题,维纳问:那让谁来瞰拐杖呢? 即“终极控制者”逻辑上是找不到的。

[25]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发行所,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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