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在许多基本的自我、人生、社会、自然问题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上，相互间存在着如下的重大区别：
（一）儒家强调社会生活的秩序性，他们关注家国，强调群体的和谐和有序。道家则重视个体生活的自由，他们重视个体的身心健康，关注人的内在心里感觉和受用。儒家强调秩序，仍然有自己的自由生存；道家强调自由，仍然有自己的自然秩序。儒、道两家在群体和个体的关注上各有自己的侧重，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以相互补充的形式和谐共生。道家强调个体性存在，儒家强调群体性有序。道家智慧当然离不开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却也离不开道家的智慧。成功人士都是在儒家精神和道家智慧的共同性互补互动中，才达到了自己的成功境界。儒家群体的凝聚力很大，道家个体的活力很大，于此形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文化景观。这是儒道互补的第一层意义：儒家宗法主义和道家自然主义的互斥生成。
（二）儒家思想是角色本位的，它要求每个人都顺性（“善”性）守分（信靠“天命”，恪守“名分”），道德教化既是儒家实现传统社会有序化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基本责任伦理观念出发点。道家思想是生存主体的，希望每个人都能率性求真（“法天贵真”）。在激烈竞争的当代国际大家庭中，道家思想是当代中国人迎接欧美思潮挑战的主要传统资源和实际生存状态。儒道互补的中国哲学于是在操作平台上获得了自己的第二层意义：儒家角色主义和道家自由主义的互斥生成。
（三）儒家强调“仁”道，人际关系之道；道家关注“自”性，个体感受之性。儒家因此获得了他们的核心观念“人⁃己”；道家也因此恪守着自己得之于道的自然本性，不把自己放在儒家的人己结构之中。血缘伦理关系是儒家组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对现代商业型公共性人际关系有一定的排拒性。但是，强调自由的道家思想却又在无为而治的政治学意义上，为重组中国现代化的公共生活，提供了足够的社群人际空间。重视情感的自我感受是道家的基本价值向度，这对当代社会私人领域，特别是超越祈向的生存方式建构，具有重大的价值参照性，而儒家的血缘伦理规范也将在相互关爱中对当代中国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产生巨大的团队贡献。
（四）儒家的天职是伦理⁃政治，道家的追求是哲理⁃超越。从伦理到政治是中国传统组建社会生活的基本向度，儒家的这种类比原则虽然并不遵循逻辑，却在传统的中华法系中采用祖先崇拜的方式充当着某种宪政精神。这种宪政精神的宣言是：人都是父母生的即所有的人是子。道家的玄思默想，思考的是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因而道家的天地崇拜为儒家的祖宗崇拜性宪政精神提供宇宙论范型。道家的这种思考由于得到了当代科学的佐证而获得了相当新颖的现代禀赋，这在表层上表现为生态哲学，深层次上却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念。这就是前现代的道家观念与后现代的西方存在主义有着如此多的共性的真正原因。(www.xing528.com)
（五）就现代观念而言，道家追求真理而儒家维护正义。儒家精神和道家智慧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中国文化形态五彩缤纷的主调和变奏。庄子的美学性哲学和孔子的血缘性伦理学因此也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性文化表征。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动力和活力之源，批判是一种解毒剂。这不仅表现在对人生境界的提升上，表现在自由对秩序的校正上，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真理对正义的校正上，表现在对大自然的探索、思考之上。
（六）儒家宗法主义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将所有人都视为自然社会分工中的一个角色的角色主义正名教化过程，礼教因此不仅作为一种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被长期奉为国教，并且是中国人组构大范围社会生活的现代责任伦理基础。通过逻辑严密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中，“子”之角色不同于别的角色，“子”是天命性的，因此也就是自然性的。在存在论逻辑意义上，“子”全等于“人”，即所有的“子”都是“人”。儒家的“把人当‘子’看”和道家的“把人当人看”，从而成为儒道互补的逻辑起点。从人人都要尽“子”道出发，要求人人都尽自己的“性分”（郭象），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就会形成。
（七）道家自然主义在观念形态上可以包括儒家宗法主义观念，儒家思想的理论结构因此可以说是道家自然主义的一种人间存在形式。道家的自然主义在历史的演进中表现为老子的原始自然主义、庄子的多元自然主义、魏晋玄学中的彻底（本体性）自然主义、宋明道学中的普遍自然主义、明末清初汉学家们的行为自然主义五种理论形态。宋明以来，在表层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儒家化的同时，儒家理论的内在理路却是越来越道家化，即越来越自然主义化，越来越具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禀赋。上层的集权专制和下层的“一盘散沙”（孙中山语，“自由”的负面表述），在传统社会晚期，越来越信奉一种更加道家化的思想观念，进入一种泛神论信仰世界，生活在法家化的小农齐民社会之中。这种社会结构被黄仁宇称为潜水艇或三明治式“夹心面包”。
（八）从地缘因素和历史渊源上思考儒、道两家产生、形成的根源，北儒南道思想和商、周之际的巨大变革，可以说是儒、道两家产生的地理、历史性土壤。在儒、道思想产生的初期阶段，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北方的天候地缘的产物，道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南方的天候地缘的产物。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文化在先秦乃至后世一直饱受西北山林游牧民族的袭扰，从而迫使北中国学人都特别注重政治⁃军事方面的思考；南方物产丰富，湖泊山岭之间相对独立，对形成道家式小国寡民的“自治”思想形态，有一种地理上的支撑作用。北儒南道因此获得了某种地理因素的理论支撑。从历史渊源上讲，道家思想根源于殷商时代的“乙丁制”政治生活形态，儒家思想来源于西周时代的分封制政治统治形式。经过秦汉大一统的相互融合，西晋时期提出了“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制思想儒家化观念，经过这种“以礼入法”的过程之后，儒家经典越来越成为具有“宪法”精神的政教一体观念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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