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思想方法对比：安继民学术文集揭示的不同理趣

改善人类的精神生态问题，显然已经摆在人类面前。哲学形而上学也好，列维纳斯式颇有神学意味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也好，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封疆。学术界可以并且应该是相互开放的，中西方诸多的传统文化资源也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禁脔。这里我们要提醒的是，我们必定要注意中西方迥异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思想者的工具，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工具往往比可欲的对象更能决定我们得以有效满足的程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我看来，西方人追问因果的思想方法和中国人阴阳互补的思想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两种思想方法分别导源于二元、他因、空间性哲学和一元、自因、时间性哲学。赵汀阳分辨了“二元论”和“二元性”的不同，中国式一元、自因、时间性哲学和阴阳二元性基础上的互补性思想方法是一体的，而西方哲学的二元、他因、空间性哲学的根基其实也就是福科、德里达等人正在解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后来被片面发展了的系统性逻辑。根据陈炎先生的研究，中国人的阴阳思想方法和欧洲人的因果思想方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我们进一步的理解是：这两种思想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中国人有儒道互补，地中海文明有两希文明互补、科学和神学的互补。只是欧美人在历史上由于各种要素的历史性驱动，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在“第二序列”意义上貌似普遍有效的逻辑公理并依此发现了理论形态的科学，这就使目前的中西双方形成了如此这般的强弱对比。而这种强弱对比又被有效地泛化为优劣的对比。优异的也就是普世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实际认知现状。尽管上世纪初的科学革命似乎终结了科学的上帝梦，希尔伯特公理系统的诉求和随即而至的哥德尔定理对这一诉求作出了整全无望的宣判，这遗憾的结局似乎并未彻底改变人类理性的自负，社会科学界仍在戴着科学的镣铐跳舞，频频援用西方的各种理论资源的学术努力、囿于西方式因果决定论思想方法所产生的逻辑系统性努力，仍然相当不当地主宰着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界的学术时尚。

廖文的努力正是这时尚正在流行的例证之一，类似的学术泡沫目前也不知有几多。我们不拟对此说什么恶狠狠的话，然而我们不能对所有类似的理论误导永远保持沉默。学术，特别是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学术研究不像自然科学，所有进入这一领域的人，都无法像自然科学家们那样，保持纯粹的价值中立。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工具理性，还需要王阳明式的学术良知。工具理性能够使我们具有足够的清醒，价值理性使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对人类的关爱之心和学术热情，从而不至于沦为功利时尚的奴隶。按金岳霖论庄子的意思说就是：我们既需要希腊的明朗，也需要希伯来的美妙。前者会使后者变得坚强有力，后者能使前者不至于因有力而冒冒失失地勇往直前。在这一困局中，对思想方法态度的改变或调整应该是改变这一困境的基本着力点或有效抓手。我们不仅需要学会用中国传统思想方法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需要通过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窥镜来观照中西学术界的各种问题。(www.xing528.com)

不错，互补原理直接源于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但同样重要的是，他引入这一原理时受到了中国阴阳太极图的启发，正像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计算机时受到八卦的启发同出一辙。玻尔为波粒二象互补原理选定的爵士勋章图案就是阴阳太极图，他引入互补原理据说曾引起爱因斯坦的愤怒。但由于科学至今无法用更好的方法解释光乃至于所有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它似乎也就因其解释的有效性获得了某种普适性。如果科学前沿的量子力学和计算数字原理的思想方法都间接地源于东方的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为什么竟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呢？ 这是极为重要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我们的真理观被改变了，符合论真理观渗进了有效性真理观。意象上，这正像是明朗渗进了美妙，但这一美学意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按郝大维、安乐哲的研究，这种美学意象很可能对我们理解并接受这个世界，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具有无比重要的简直是终极性的价值。让人极为遗憾的是，五四愤怒的硝烟虽已散去，数典忘祖的时代却并未结束。可能需要数代人随着知识结构的更新才能扭转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必要的耐心。是金子早晚总会发光的！

李泽厚先生80年代将物理学上的互补原理引入他对儒道两家的研究，并恰当地提出了儒道互补说。虽然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把这种说法不仅当成一个成果还要当做一种思想方法的问题，却仍然不曾被认真对待并将这一思想方法运用于各自的研究。我前面已经指出，廖文问题的症结是因果追问思想方法和阴阳互补思想方法混用后所引起的混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高级的混乱。高级的混乱仍然是一种混乱，并不能因其高级而成为清醒。比如当廖文论证“可能的善”和“总体的善”时，不管他如何强调这是着眼于人的思考，却仍然不免于西方神学的背景隐喻。在西方语境中，一神论神学和宗教其实正是被它思想方法上逻辑地、对因果关系的无穷追问所必然延伸出来的一种世界观皇冠上的明珠。当廖文沿着自己的进路自然而然地进入他“哲学的和有系统的研究”时，他已经把一只脚伸进了神学的领域。我们并不泛泛地反对神学研究，恰恰相反，我们主张堂而皇之地在人类能力的边界处诉诸某种神学性的思考。时至今日，若仍将伦理学的希望寄托于哲学形而上学，我们似乎可以借用列维纳斯的话反问道：难道伦理学不正在成为第一哲学吗？ 究竟是以人为本，通过提升境界来接近圣化的神学，抑或是以神为本通过救赎来提升人的道德良知，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