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地说，我并不太清楚“礼”是什么。尽管我多次去过“礼”的象征地——周陵，尽管我在儒家的典籍里，在史家的卷册里，在文人墨客的文章里，甚至在寻常百姓的俗语里，随处都能看到“礼”的身影。不过，我知道，正是由于3000多年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子牙等一帮人的“兴礼制乐”，才使遥远的西周成为孔丘一生歌咏的理想国和后人仰慕的治世典范。所以有人说，以“礼”为核心的周文化，奠基了中华文明的初始形态，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因而它比后来的汉文化、唐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图3 文王坊
于是，位于咸阳城北郊周陵中学内的周陵，便成了历代景仰的古迹。这里葬着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以及周公姬旦和太公姜子牙，是弥漫着“礼”的所在。虽然自宋以来，针对周陵真伪的争议就没有停歇过，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礼”的追念，正如同我们饮水而不必在意它装在什么样子的容器里一样。整个周陵，掩映在松柏之中。虽然由于时间的久远，这里除了几堆封土外，并没有留下多少东西，但依然难掩那份从骨子里透出的神秘与肃穆。与这片土地上因“礼”而给人的无穷意象相比，陵园内今人所修的大殿、泥塑、碑廊等均不值一提。倒是那大约明清时代所修建的文王坊、大大小小40余通自宋至中华民国的祭陵碑，以及蒋介石夫妇手植的柏树，还在用斑驳的彩绘、漫漶的文字和干苍的枝桠，默默表达着前人对“礼”的膜拜，值得瞩目沉思。
文王陵的封土位于祭殿的北面，只有10余米高，蓑草遍布。在咸阳北原累累的帝王将相的陵冢中，若不是清人毕沅立的那块碑，你难以想象这就是文王的陵寝。想当初，作为商朝的诸侯，被封为“西伯”的姬昌，眼中的世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史记》所言商纣王大造宫殿，酒池肉林，宠信妲己，囚禁贤人，残害忠良，“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及“脯鄂侯尸、剖比干心”的暴行，肯定是激怒了这位后稷的子孙，使他早早地就在心中勾勒出了灭商的宏图。否则，商纣王何以将他入狱？不过，也正是这次入狱，才让姬昌有时间将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从而有了后来的《周易》。那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尊天法理”的思想，以及朴素的辩证法，不知道是不是“礼”的渊源？登陵而上，整个陵园形制尽收眼底。望着脚下在微风中摇曳了几千年的蓑草，我想它们一定见过，在同样风和日丽的午后，有睿智的前人在此折草为爻，卦出“礼”的深奥。
图4 庙区紫荆树
图5 周陵大殿
文王陵北边100米处，就是武王陵，二陵形制、高度相当。我不知道，“文治武功”一词是否就源自文王与武王，但这四个大字就悬挂在周陵的祭殿之上，倒也十分确切。文王初创了“礼”的思想，而真正灭掉商纣，开始“礼”的统治的，是文王的儿子武王。公元前1046年那个大雨瓢泼的日子，武王就是巧妙地利用“礼”所包含的“尊天”思想，用“天洗兵”来安抚并激励因突降暴雨而惊恐的士兵，誓师伐纣的。这一年，牧野的战火焚化了“暴”，熔铸了“礼”，让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许正是看到了纣王的暴虐，才有了武王以“礼”治国的实践；也许正是由于有了“礼”的治理，才有了后来成王、康王的治世。于是，不管是真信还是假信，“礼”便被后世的明君所遵从，被历代的文人所传诵，逐渐地浸润进中华文明的每一个细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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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文王陵侧影
成全了“周礼”的，自然还有周公姬旦和太公姜子牙。他们的墓葬也坐落在离文王、武王陵东北不远的地方，既小且矮，鲜有人至。但这并不影响二人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周公不仅留下了《解梦》，而且还将“礼”拓展为“敬天”“保民”“明德”的治国思想体系，并亲自“制礼作乐”，为后世留下了整套的典章。他辅佐成王、康王，更是赤胆忠心，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礼”。也许正是看中了“礼”，才让直钩而钓的姜子牙放下了手中悠闲的钓竿，投身到了“礼”的事业中。一册《丹书》早已失传，使我们看不到他对“礼”的注解，但武王以《丹书》中的警句为铭，贴于席角、几边、盆沿、盘口、镜旁、鞋面、门楹、窗扇、杯柄、杖头、带上，以及随身携带的剑、矛、弓等处，时时颂咏，就足以说明许多。
周陵与周边放眼可见的汉帝陵相比，显得非常低矮，甚至抵不上汉帝陵的陪葬墓高大。但帝王的功绩，能用封土的高低来表现吗？其实，一抔黄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什么。想起从古至今围绕周陵真伪的争议，我陡然间觉得实在没有意义，甚至有些可笑。也许周陵确实是秦惠文王和秦悼武王的墓冢；也许周陵不过是陪葬汉帝陵的无名冢；甚至周陵仅仅只是后人为纪念文王他们所堆的一堆土而已，但这些重要吗？搞清楚这些，除了具有考古意义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周陵的存在，不是仅仅作为墓冢而存在（那样或许早就湮灭了），而是作为“礼”的体现而存在的。真正吸引我们的，不是周陵陵园内的那几堆封土，以及后人添加的砖瓦，而是它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所赋予我们的无穷意象与思索。我们来这里，不就是来问“礼”的吗？
3000多年的风雨，已经让西周的“原礼”之树，在中华大地上化育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在“原礼”不断泛化的过程中，有传扬、有遗漏、有赞扬、有反对、有利用、有歪曲，让人难寻当日的形态。但文化正是因泛化而发展，因发展而泛化的，当我们看不清它的原始形态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以一种基因的形态，渗透到我们文化的角角落落，浸润到我们思想的方方面面。
图7 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立武王陵碑
图8 文王陵侧影
从周陵出来，我突然想起了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可以此诗，为“礼”作答。
（作者：咸阳市文物旅游局副局长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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