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陵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两座封土本有的文化内涵，它已成为传统礼乐文化、祭祀文化、信仰文化、寻根追宗、尊崇先贤等民俗文化的依托，是百姓信仰的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讲，无论学术界如何争议，“咸阳祭祀周陵”之传统民俗文化还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咸阳原是在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距今30万～15万年）盘踞在八百里秦川的“三门湖”干枯后，渭水逐步发育向东漫流所形成的渭北原地。原地的东端因泾水和渭水汇流使原面形成三角形，状似天体二十八宿中的“毕宿”。咸阳原东西长而南北短，西宽东窄，台面开阔平坦，中部高于南北两翼。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帝喾时期，这里是司天官吴回后裔的封地。公元前1118年，周师伐程，战于毕，被王季所灭，王季遂都于此，称毕程。公元前1082年，周人自岐迁程，武王建镐前，“毕”为周人的宗庙所在地。周初，封文王十五子高于此，称毕国。后人称“毕郢”（郢通程），咸阳原也有“毕塬”“毕郢塬”“毕陌”之称，后又称“北坂”“五陵原”“石安原”等。咸阳原土厚水深，原面平坦，形似“毕宫”，据泾浮渭。北有九峻嵯峨连绵的北山系，南有秦岭雄峙，东有华山其脉，西有岐山、杜阳山阻踞。周人定都丰镐后，这里既是“文王八卦”的“乾”位，又是泾渭二水形成之风水宝地（龙穴）。“咸阳原上埋皇上”是周人开的先河，后世皇家效法之。
从“易”的角度讲，咸阳原处于泾渭二水汇流相夹之间的三角洲地带，古人称其为“汭位”，风水中叫“水口”（即龙穴）。泾渭二水为朱雀、玄武水，二水交汇、明堂清秀、山环水抱，生气为形，秦岭九峻成势，为龙脉。泾渭交汇形成的三角台原又神奇地与天体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的“毕宫”相像，故自西周起凡在西安咸阳区域建都之王朝都把帝陵选在咸阳原上。
周文王都于毕邑，伐崇建丰京。周武王盟八百诸侯伐纣之时，毕作为周人的宗庙所在地。在丰镐京建成之前，毕邑是周人东伐扩张、灭商立国的指挥中心。“六年，文王春祭于毕”“文王生于岐，葬于毕。”“武王上祭于毕”，毕地在汉安陵邑，东距周陵10公里。
《周易》中讲“山为龙脉水主为气”，咸阳原山环水抱，远山为龙脉，水深土厚。周陵处于毕都上位，符合古人的“易”礼思想。继周陵之后，秦惠文王、悼武王的公陵和永陵也在咸阳原上。西汉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在白鹿原和杜东原上之外，其余九陵皆在咸阳原上，东西一线排列，绵延百里。唐代20座帝陵，除昭宗葬河南渑池，哀宗葬山东菏泽外，其余18座帝陵都分布在关中渭河以北（号称“唐十八陵”，李晒兴宁陵在咸阳原上），只不过唐帝陵将咸阳原的地理范围扩展到更大范围（陵墓分布跨过泾河）。
近年来，北周帝王陵也相继在咸阳原上被找到，而这些后世的帝王陵呈半月形拱卫着周陵。大自然鬼斧神工地造就以秦岭、九峻、泾水、渭水所形成的咸阳原，无处不显“易”的神秘和奥妙。西周王陵是按照天穴、地穴、人穴的布局定位，周公、太公等大臣处于左辅穴。后世各朝帝王陵都是遵循“周礼”按昭穆制处于周陵的挂穴。如一代女皇武则天认为武姓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正宗传人，她当政后改唐为周，追封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周武王为睿祖康皇帝，并将其母的陵地选在周陵的“艮山挂穴”。这样，就在这自然的“易”之地增加了“礼”的内涵和文王八卦的精髓，使这块神奇的“易”地更加神秘。
学术界对周陵的归属、真伪争论不休，尤其是近年来，将其定为秦陵（惠文王、悼武王）。但不论是无休止的生搬史料之辩，还是不完善的调查推断，以及某些“人云亦云”之武断定论，都是对“周陵文化”的狭义理解。
一、史料
（一）“不封不树”之说
《周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孔颖达曰：“不封不树者，不积土为坟，是为不封也。不种树以标其处，是为不树也。”此据是众学者否定周陵的重要依据。又据《云梦睡虎地秦简》记：“何为甸人，守献公孝公冢者也。”以此断定自秦献公时始有封土。若以此为定论，那么《史记·周本纪》载“命闳夭封比干墓”作何解释？《正义》曰：“封，谓益其土及画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卫州汲县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另外，《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集解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孔子于春秋时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卒，献公、孝公为战国时秦国君（公元前384～前361年），这又怎么解释“不封不树”？其三，1993年，我们在咸阳原上找到的北周武帝孝陵却是“不封不树”。《宋书·礼志二》对其原因和传承过程有系统的陈述。该书记载：“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到建安末，曹操作终制曰：“古之葬者，必在脊薄之地，其规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丕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自作终制时，也要求“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后来西晋因循照做，“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这种“不封不树”的薄葬做法，不仅影响到魏晋帝王，还被臣民广泛遵循，成为一种自上而下普遍遵从的制度。魏晋墓葬“不封不树”除了有“天下凋敝”这方面的经济原因外，更主要的还是惧怕被盗墓。曹丕总结“汉氏诸陵无不发掘”的原因就是“祸由乎厚葬封树”。
（二）“毕”之地望
“葬周公于毕，从文王”“武王上祭于毕”，西周王陵地在“毕”这是历代学者确认不疑的，但“毕”之地争执不休，目前大家似乎认定“毕在镐东南杜中”，笔者不敢苟同。《古本竹书纪年》载：“六年，周文王初礿于毕，”“毕西于丰三十里。”也就是说，六年（帝辛），文王初行春祭于毕，按周制“天子诸侯同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之祭为特祭，其余三祭为合祭。前文已述过：杜在镐东南，毕程在丰西北，《史记》说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正义》解：“崇”在丰镐之间，又说文王“伐崇侯虎前，仍居程邑”。《国语·晋语八》注说：“豕韦自商之末，改国于唐，周成王时灭唐而封其弟唐叔虞，迁唐于杜，谓之杜伯”。显然杜国是在周成王灭唐之后形成的。可以推出杜是向镐靠近了一步。因“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迁于杜是便于管理和监视。即便是殷唐、周杜、汉杜县、唐毕原就是史公所指的毕地所在，那么从时间上文王在居程邑而向东伐地的那个时段，不可能于帝辛六年在那里行春祭。唐国也不可能有周人的宗庙。此时的周人宗庙只能建在文王和他父亲所居的程邑。如果“毕在丰镐东南杜中”，那么“毕西于丰三十里”又如何解释？故“毕”在殷周时期，地在咸阳，不在杜中。《与西周王陵相关的几个问题》（《文博》2002年6期）认为：司马迁认为：“毕在镐东南杜中”，他所指的“杜”可能是依据汉初杜县的位置来说的。这个推断不敢苟同，此句中的“杜”可推定为依杜伯国位置，不可能依杜县位置。史公不可能在阐明“毕”地的关键语中用两个不相连朝代的地名来指地望，另《史记》中用国名、州名、县名表示国都。
二、考证
杨宽、王学理、阎文儒等学者的“不封不树”说和刘庆柱先生的“毕”地说，前文已阐明，不再赘述，但却实不能苟同。
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周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结论是文武二陵在同一陵园内，同为“亚”字形墓，无疑属帝王陵墓。那么王学理先生之前提出的周陵是秦二王陵（惠文王、悼武王）和之后更正的应是秦惠文王及其魏夫人墓就难以成立了。其一，按照秦时惠文王和悼武王时期的国情来看，又以秦人好大喜功的性格考虑，又根据惠文王和悼武王是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的国君来判断，陵墓的营造也应是具有承前启后性的代表之作。“秦自惠文、武王皆作丘陇”，周陵一带地势开阔、平坦，并不受地理条件限制，应按此时已有的“陵园制”营建。因而，秦二王陵之说有待于再讨论。其二，秦惠文王和后妃（魏夫人）合葬墓之说更需考辨。魏夫人是在悼武王死后因“诸弟争立”被株连“不得良死”的。昭王念其是生父之妻，没有“弃尸荒野，留情面而合葬于公陵”。但若按“亚”字形墓的高规格安葬一位因内乱而遭株连的后妃，恐怕不合礼制。
三、考古调查
2008年2月2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焦南峰在全省2007年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过考古发掘初步判断，所谓的“周陵”既非周王陵，亦非西汉墓，应为战国时期某代的秦王陵墓。此结果没有明确是哪位秦王也未说明是某位秦王和后妃之陵。笔者的疑问是：其一，秦二王陵怎么葬于同一个陵园？秦人在这时已由“公墓制”进入“陵园制”了；其二，如果为秦二王陵或是秦王和王妃合葬墓，那么在陵园内西北角和东北角发现的168座战国时期的平民墓怎么解释？平民作为陪葬进入帝王陵园之内且自己还有陪葬器物，这种礼制是当时的普遍性还是独特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其三，陵园外正东几个有封土的陪葬墓（太公墓、周公墓、鲁公墓、毕公墓）又怎么解释？
四、标识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1955年版的注释，“毕”在咸阳。
1956年8月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周陵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代标注为：周文王周武王陵。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1998年版，标为周陵。文字部分注说应为秦陵。(www.xing528.com)
《咸阳市文物志》2008年版，标为周陵。并注说当代学者认为是秦陵。附表二《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栏里没有周陵。
《渭城文物志》2008年版，将周陵列为传说和有记载的陵墓。本志大量收录了周陵的文献和有关图片：周陵历代修葺表、明清祭周陵碑碣表、周陵旧貌、周陵碑石、周陵碑廊、周陵牌楼、周陵前殿、今日周陵、祭周陵碑拓。文字部分还专有“历代祭周陵”。但在表四《陕西省公布的名胜古迹》中将周陵直接排列到秦代陵墓条目中，标为秦公陵、永陵，埋葬者是惠文王嬴驷和悼武王赢荡，在备注栏注：传说为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在附录中的大事记中，1956年8月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没有周陵。
《渭城区志》1988年版，标为秦公陵和永陵。同样记述了周陵的祭祀碑石和古建筑。
《咸阳地名志》1987年版，地图和文字都标为秦公陵和永陵。
《陕西省帝陵档案》2010年版，介绍了专家观点，但还是把周陵放在西周条目下作周文王、周武王陵介绍。
周陵的文陵前有咸阳市人民政府所立的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名称是周陵，时代是周代。
咸阳市、渭城区各类志书的大事记和近年来印发的名胜古迹旅游宣传册里，少不了记述康有为、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关麟征、郭沫若、戴相龙、舒同等名人来周陵之事。
1934年《周陵志》一书出版发行。题名林森，主编宋伯鲁，戴季陶作序。其为中国第一部陵墓志。
1955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周代图》书中介绍，“毕”在咸阳不在镐东南。
五、周陵文化之个人观点
有关周陵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争论不休了几百年，但有两点没有变：一是官方对姬姓后裔的封爵自西汉武帝元鼎四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断；二是自北魏至今，国人每年逢春秋之际祭祀周陵，这个传统文化千年未变，这是国人精神的寄托，是民族灵魂的凝聚。和这种一脉相承、永不止息的文化精神相比较，学术界对周陵陵墓主人问题的争论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周陵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所产生的效应已远远超过了其陵墓本身，咸阳祭祀周陵是近2000年中华祭祀文化一成不变之主流。
《周易》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历多劫而复兴，逢危难而不倾亡，独能遇衰而复振兴，不断发展壮大，根源一脉相传到今，与我们这个民族对“易经”精神的时代把握有一定的联系。人们用《周易》解读生活和劳动以及自然界中的相生相克、和谐发展、与时俱进的道理。在“简易”“不易”和“变易”中寻求生存观、发展观、和谐观。周陵问礼、周陵寻易、问祖寻根、祭祀圣贤，若没有周陵就没有了依托。
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具有民族的性格，从而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文明的传承。从伏羲到三皇五帝，再经西周、东周到春秋战国，以“易”学为起源，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局面。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思想中，无不体现辩证方法和“易”理之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以周陵为原点所形成的咸阳原文化圈，秦岭与九峻之和谐，原上周、秦、汉唐帝王将相陵墓分布之和谐，百姓生活、生产之和谐，“泾渭分明”之二水和谐汇流汇入黄河，无不显和谐兴盛之景象。咸阳原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体现着我们政府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与时俱进之指导思想，整合地域特色文化并与各国文化相连接，把周陵打造成“礼”“易”文化之名片并与各国文化接轨，也是“易”文化之哲理之体现，也是在“变易”中求得“不易”的定数。
六、结束语
历史从这里匆匆走过，文化却永远凝聚在这里。周陵已不仅仅是两座陵墓，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礼、易”文化的依托，是国人心中毋庸置疑之“礼易之根”。
打造周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们当前和今后推进周陵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努力方向。
图1 周陵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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