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可能确切停航时间-潭蓬运河研究

从现有掌握的出土出水文物及其他相关信息来说，笔者认为潭蓬运河实际通航时间或许延续至明末清初，至此才完全停止。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潭蓬运河本体及周边出土出水了唐宋至明清多个历史时期的文物

潭蓬运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出水文物情况如下：

其一，20世纪80年代在潭蓬运河河岸周边出土了多批文物。笔者在本书第一章曾提及1982年潭蓬运河周边出土的唐代青瓷碗，元代龙泉青瓷碗、碟等数批文物的一些简单情况。但除唐、元时期文物以外，也有明代文物的出土。亦是1982年，在距离元代青瓷器出土地约150米的地方，又有群众在平整坡地拟建设房屋时“于1米深处挖出陶坛一个。坛口以一碟子为盖，里面套叠、盛装青花瓷碗（碟）19件（其中碗14件、碟5件）。碗亦分三摞套叠呈‘品’字形口朝下放置，碟放在碗下承垫碗摞……应是有意埋藏的窖藏物。这些青花瓷器胎质细腻洁白较薄，釉匀光润，制作亦较精致，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胎、釉、纹饰不像是广西本地的产品，而似江西景德镇的产品，且是景德镇民窑的产品……其青花发色、纹饰与1978年11月我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笔者注）昭平县龙坪公社朱屋岭明墓出土的‘大明嘉靖年造’‘大明年造’等款青花瓷碗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这些青花瓷器应是明正德、嘉靖年间江西景德镇民窑的产品”^[24]。据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关于1982年潭蓬运河周边出土的几批文物的相关记载材料显示，这些文物出土坑周边均为生土，无其他文化层，当为窖藏品，且瓷器釉面光滑无损没有使用痕迹，并非古代防城港地区或广西烧造，因而“潭蓬沿岸出土的元代龙泉青瓷和明代青花瓷器应是运载我国外销瓷器的船只经过这里留下的遗物。这些瓷器的出土为研究我们元明时期瓷器外销的海上运输航线提供了新的资料”^[25]。元明时期外销瓷器特别是明代青花瓷的出土，可以说明至少在明代，潭蓬运河仍然正常通航。

○　1982年在潭蓬运河周边出土的青花瓷器（图片来源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　1982年在潭蓬运河周边出土的青花瓷器（图片来源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　2017年潭蓬运河河道中出水的瓷碗底残片

○　潭蓬运河河道清理时出土的陶钵

其二，潭蓬运河河道及西口附近海域出水文物时代跨度大并有延续性。2017年，防城港市博物馆在对潭蓬运河东段石刻处进行局部河道清理时，有完整陶钵、陶片、青瓷器残件等物品出水，因清理河道仅约4米长，范围有限，除新发现8处石刻和有较多陶片出水外，完整器仅有1件（陶钵），瓷器残片也较少。从出水物品来看，出水量较多的陶片基本为同一种器物类型，从部分有口沿和底的残件判断，这些陶片与出水的完整陶钵当为同一类器物。此类器物平底、厚胎、夹砂，做工粗糙，外侧靠口沿多有水波纹，器身多饰竖条纹，器物深浅、大小不一，在防城港沿海一带多有发现，存量较为丰富，目前许多农村还将其用作鸡、鸭、狗的盛食器。就此类陶钵的用途，目前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其形似匣钵，当为窑具。从现有发现的许多完整器来说，这些陶钵内侧几乎没有发现有任何瓷器烧制的黏附残留痕迹，因此，其并非窑具。而具体观察其特征，结合此类器物目前在农村的用途及在调查中有村民反映早些年（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以前）仍作盛粥之用，笔者认为，其应是过去防城港沿海一带居民尤其是渔民海上作业时船上的餐具。目前发现的大小、深浅不一的器型特点正好可承担瓷器中碗、碟、盘等器物的功能，其经济实惠又耐用，不易损坏，且平底、重身的特征正好可应对风浪造成的船体摇摆，达到“稳”的效果。就其年代来说，单从陶钵本身的信息难以确切判断时代，但从洲尾贸易场等处的考古试掘来看，此类陶钵曾与宋元瓷器在同一文化层中出现，也有与其他时代器物混杂出现的现象，因此，其时代跨度较大，至迟在宋、元已经出现，历经明、清直至20世纪仍有部分地区有残留并改作他用。

○　洲尾贸易场遗址中出土的陶钵

○　洲尾贸易场遗址中出土的陶钵

为进一步寻找运河沿用时代的物证，2019年，防城港市博物馆再次对潭蓬运河东段口进行了约10米河段的清淤，本次清理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陶瓷器物残件，其中，包括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瓷器，涉及中国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多个窑口，另有部分疑为越南瓷器。从2019年运河河道出水实物的最迟年代为清代来判断，此条运河在当时（即清代）尚在使用。

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潭蓬运河西口附近的庙氵万口至怪石滩海域开展水下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唐至清代多个时期陶瓷器物残件来看，一方面，“该海域出水的唐至清代遗物中，有部分即是从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闽南等地而来的典型贸易产品，有些器物仍完整无损、精美如新，表明怪石滩至庙氵万口附近海域应是有沉船等海难情况发生”^[26]；另一方面，庙氵万口海域是珍珠湾南缘出海口，即古代出入潭蓬运河西口来往安南的必经海域，因而，此海域所出水之物应与潭蓬运河有关联。“据此（接上条引用，即出水典型贸易瓷器等情况，笔者注）反观江山半岛潭蓬运河附近发现的仍完好如新的唐至清代瓷器，产地与出水者一致，很可能是为了避绕怪石滩经潭蓬运河转运时遗留下来的。”^[27]这些出水物品中，清代瓷器的出现和其与潭蓬运河关联性，则可表明至少在彼时运河仍然通航。

其三，考古调查中潭蓬运河周边区域有较为丰富的明清时期青花瓷残片标本发现。近年笔者多次组织人员对潭蓬运河及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在潭蓬运河东段口河岸和北面山坡、潭蓬小学等地发现有较丰富的陶瓷残片。就瓷片而言，除龙泉青瓷外，另有较多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残片，其中包括景德镇青花瓷。这些青花瓷片较为碎散，不像窖藏后打碎，或为彼时活动于运河附近人群使用残损后遗弃。其虽非运河河道所出，看似与运河通航时间无直接关联，但古人何以在一个除去潭蓬运河以外并无其他便捷交通相连的荒山野岭之中活动并遗留下这些东西？一个合理的解释便是这些岸上活动也依赖于潭蓬运河的交通功能，或是说这些活动的发生与潭蓬运河密切相关。据此，可以说直至清代还有人在利用潭蓬运河。

○　2019年潭蓬运河东段口局部清淤中出水的明清瓷片

○　2019年潭蓬运河东段口清淤出水的宋代刻花青釉碗残件

○　2019年潭蓬运河东段口清淤出水的唐代青瓷碗残件

○　2019年潭蓬运河东段局部清淤时河道出土的永乐通宝

（二）民间传说与潭蓬运河周边小庙反映了明末清初潭蓬运河相关航行活动的继续

在防城港沿海地区广泛流传着明末清初杨彦迪（杨义、杨二）反清的故事传说，许多故事传说不但“有血有肉”，还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其中，本书第四章提到过的皇城坳就是民间传说中杨彦迪的“宫殿”、军营所在地之一。此外，传说中还有一处地方与之相关，即位处潭蓬运河周边的今潭蓬小学所在地，群众称之为“皇殿岭”的地方。据说杨彦迪曾在今潭蓬村驻军，潭蓬小学所在山坡之所以叫“皇殿岭”即是杨彦迪在此安营扎寨建设“宫殿”而得名。而杨彦迪与潭蓬运河直接相关的传说有二：其一，传说其组织开挖运河，“咸通年间（860—874），安南节度使高骈募工开凿潭蓬运河……当地百姓称为‘天威遥’‘仙人垄’（另有一说，此运河是明末清初杨义所开）”^[28]；其二，传说清军到皇殿岭进剿杨彦迪，趁其外出，清军在潭蓬运河东口设下略高于水面的木栅栏以断其进入潭蓬运河逃走的后路，同时，在企沙半岛与江山半岛之间海域用战船将今防城港（湾）封锁即对海湾出海口进行封锁。杨彦迪乘船归来至运河东口海湾时受阻无法进入运河河道，此时防城港（湾）出海口也已被清军封锁。据说在前途受阻、后有追兵的危急时刻，杨彦迪在船头跪地求神，一巨浪袭来助船冲过栅栏，杨彦迪顺利进入潭蓬运河。因其在运河两岸有伏兵，清军不敢进入运河追剿，杨彦迪得以通过潭蓬运河西口入海，成功逃走。

民间传说中有演绎、夸张以及神化的成分，但又往往不是“无风起浪”，而是常常“事出有因”。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不同故事对比以及可能有关联的遗存实物来对以上两个传说中的故事情节、信息进行考证。其一，关于杨彦迪驻军潭蓬之说。从地理位置来说，潭蓬运河通航时期，其东口为海湾，今潭蓬小学所在位置彼时为面临海湾的半坡，在此驻军既可扼守潭蓬运河，又可通过其与两端海湾沟通，方便军队的海上活动，地理上有军事据点的价值。从文物遗存上说，上文已经提及的潭蓬小学泥质道路和草地地表有较为丰富的明清青花瓷残片、陶片的发现，应是明清时期有一定数量人群活动的残弃遗留，这或可支撑杨彦迪驻军之说。其二，杨彦迪开凿运河之说。从潭蓬运用现有的考古信息、古籍记载、科研论证等方面来看，潭蓬运河开通于唐代已是确定无疑，因此，开凿之说当是误传。然而，此故事是无中生有，还是杨彦迪对部分坍塌、淤塞河段进行了疏通，才被误传为开凿？其三，杨彦迪从潭蓬运河顺利逃脱之说。本书第一章中，曾介绍潭蓬运河河道附近有3座小庙，其中2座供奉有“杨王”即杨彦迪，分别在运河东、西两出入口。不到2公里长的潭蓬运河旁就有2座供奉杨彦迪的小庙，这反映了杨彦迪与潭蓬运河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增加了传说中杨彦迪驻军潭蓬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据周边群众介绍，运河西口的杨王庙是为了庆祝、纪念杨彦迪通过运河成功逃走而修建，这就与传说故事中的情节相吻合，且此庙处在潭蓬运河西口，出此之后即可进入大海，逻辑上也符合。因此，笔者认为，杨彦迪通过潭蓬运河逃走的传说应可信。当然，过程中获神助船只顺利跨过栅栏显然是后世神化而来。

○　伏波庙中的杨彦迪神位

潭蓬运河3座小庙中除以上供奉有杨彦迪的2座外，还有1座是位于运河中段河道边的土地庙。此庙亦在第一章已作介绍，在此不再重述。据称此庙最早为清代所建（目前遗存建筑应是之后重建或维修），从其神位上的龙头造型推断，当是供奉水神而非土地公。此庙与伏波庙、妈祖庙等相似，应为祈求海上活动的平安顺利而建。清代时还在潭蓬运河河岸建设为海上活动祈福的小庙，说明彼时此处仍然通航。

结合潭蓬运河的文物遗存与当地民间传说，笔者认为潭蓬运河自唐咸通年间开通启用后，宋元时期为通航繁忙期，明代以后受海外贸易政策的影响开始衰落并在明代后期可能出现过局部坍塌、淤塞现象，到明末清初尚有杨彦迪等人疏通使用，后逐渐荒废停用。自民国时期陈维周围海造田工程实施起，潭蓬运河从具有航运交通功能的运河转为灌溉农田的水渠。鉴于明末清初可能存在的疏通堵塞之后，继续沿用到清代何时尚无充分证据支撑，出于严谨以及考虑到明清以后防城港沿海港口、贸易中心西移至边境东兴、竹山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潭蓬运河通航的时间下限当是明末清初。

【注释】

[1]王炳庆，刘文波：《宋代海外贸易政策的转变与福建海商的崛起》，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10页。

[2]郑世刚：《宋代海外贸易政策初探》，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116页。(www.xing528.com)

[3]郑世刚：《宋代海外贸易政策初探》，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118页。

[4]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载《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

[5]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载《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

[6]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载《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77页。

[7]夏秀瑞：《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载《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87页。

[8]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载《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76页。

[9]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43页。

[10]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11]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12]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13]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

[14]何守强：《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15]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6]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7]中央访问团第一分团联络组：《防城县偏人情况》（东兴市情况介绍部分），1951年，第34页。

[18]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

[19]中央访问团第一分团联络组：《防城县偏人情况》（东兴市情况介绍部分），1951年，第33页。

[20]中央访问团第一分团联络组：《防城县偏人情况》（东兴市情况介绍部分），1951年，第32-33页。

[21]蒋廷瑜：《防城港沿海早期的开发与潭蓬运河的开凿》，http：//www.gxmuseum.cn/a/science/31/2012/1906.html。

[22]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45页。

[23]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

[2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韦仁义执笔）：《广西防城潭蓬出土唐、元、明代文物》，载《考古》，1985年第9期，第811-812页。

[2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韦仁义执笔）：《广西防城潭蓬出土唐、元、明代文物》，载《考古》，1985年第9期，第833页。

[26]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2015广西防城港海域水下考古调查评估报告》（内部资料），第48页。

[27]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2015广西防城港海域水下考古调查评估报告》（内部资料），第48页。

[28]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大事记》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