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防城港地区的盐业兴起及影响

前文有关防城港地区古代贸易的论述中所提及的贸易商品多数为防城港以外来物，那本地有无货物参与其中？仅从北部湾海域丰富的海洋动物资源，就不难想象防城港广阔沿海地区具备提供周去非笔下作为宋代钦州博易场商品之一“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的“鱼蚌”等海产品的条件和可能，因而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除了自然资源的特产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手工业制造品出现在洲尾贸易场或其他区域的海外贸易场地？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手工业的发展及参与，是衡量一个地方贸易发展程度的重要参考之一。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古代防城港地区至少有海盐、本土瓷器等货物参与到本土及海外贸易之中。

（一）制盐业的兴起

广西有着悠久的制盐历史，而防城港地区自古就是广西海盐的重要产地。关于古代广西制盐，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有记载：“自南渡以来，广西以盐自给。宣和五年，已诏广东、西路，各置提举官，岁卖盐固无定额，至是漕司乃得取其赢余。绍兴八年，诏二广盐，通行客钞，专置提举一员于广州，尽领两路盐事。又以西路远阔，又令广西提刑兼领西路盐事。时杨么扰洞庭，淮盐不通于湖湘，故广西盐得以越界，一岁卖及八万箩，每箩一百斤，朝廷遂为岁额。每一箩钞钱五缗，岁得四十万缗，归于大农。内有八万四千四百缗付广西经略司买马。”^[28]在宋代，广西产盐并自足，盐业是当时“土瘠民贫”的广西的重要支柱产业，这通过《岭外代答》中“今日广右漕计，在盐而已”^[29]的描述中可见一二。由于盐税在当时广西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既是广西地方行政体制正常运作的主要经费保障，也是宋王朝在横山寨博易场购买“蛮马”以武装军队的重要资金来源，事关地方稳定和边疆安全，因此地方政府与朝廷都十分重视。而“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30]。即实施主要由地方政府主持、严禁私贩的盐政使得地方政府有利可图。严重依靠盐税的广西，紧紧抓住这一政策，即便在盐政屡次变革的情况下，特别是全国其他地区逐步实施“盐钞法”（折中于官卖和商卖之间，国家通过卖“钞”给商人取得利益，商人通过“钞”得到盐的经营权而分享部分利益）时，广西始终坚持朝着将盐的生产与销售握在手中的“官般（搬）官运”（官运官销的政府垄断），独享利益不予商户瓜分的方向努力。

关于广西盐政是政府专卖好还是实施“盐钞法”适合，这一争论到南宋时期尤为激烈，代表广西地方政府利益的多数官员不惜与朝廷和直接具有竞争关系的广东等“据理力争”，例如，“范石湖在广西执政时就坚决主张官卖，他说：‘官自卖盐，不过夺商人之利以利官，而民无折米之患’”^[31]。范石湖的这种“官卖”只夺商人之利，而对普通民众无损害的观点正是坚持广西盐务自行主持的典型观点，也获得了许多朝中官员的支持，加之广西特殊的地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致“盐钞法”在广西的实践处处受阻。“广西盐政的得失不仅影响到本地区，而且也关系到整个宋朝的巩固和稳定。范祥‘盐钞法’是内地及北边实行的一种主要的盐法制度。但在广西，范祥盐法屡遭挫折，始终没能行得通。广西自始至终都是以‘官般官运’为主。政府一直为广西的盐政感到棘手和头痛，曾多方派人调查，多次更换广西盐事，但始终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32]当然，这并不是说“盐钞法”在广西没有任何实效，虽每每实施2～3年后被迫停止，但如此反复数次之后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绝对“官卖”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端的暴露，以致到南宋淳熙年间胡庭直等人奏请朝廷在广西实施“盐钞法”不到三年失败后，作为其推荐人之一的詹仪之提出了“建议在高、雷、化、钦、廉五州官卖二分，其余行客钞；而静江、郁林、宜、融、柳、象、昭、贺、梧、藤、笆、容、横、贵、浔、宾十六州全部实行官卖，因为‘五州近海，盐贱，不籍官卖；十六州去海远，非官卖无从得盐也’……至此，广西盐法才趋于比较稳定、合理，对‘官般官卖’再没有太大的争议”^[33]。詹仪之采取的是折中办法，在产盐而“价贱”，不值得实行“官卖”的广西沿海五州（时雷州半岛属广西）推行“盐钞法”（其中，两分仍为“官卖”）；在占多数的其他内陆州继续实施完全“官卖”，因未涉及广西盐税实际利益，又制造了广西实施“盐钞法”的“假象”堵住了争论，因而获得分歧双方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广西沿海“官二钞八”盐政的实施，使得自此以后这些地区商人获得了海盐的市场经营权，也因此使得北部湾所产海盐得以商品身份出现在各类贸易场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广西地方政府在不断坚持“官卖”盐政的同时，着力抵制江淮、福建、浙江、广东等主产盐区的外盐入桂，努力维持着自给自足、不与诸路往来的本土市场保护政策。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向广西以外地区推销自己的盐。例如，上文已引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述的“时杨么扰洞庭，淮盐不通于湖湘，故广西盐得以越界”，即因农民起义打断淮盐供应，广西趁机将盐推销到湖南、湖北等地抢占外地市场。在地方保护主义的支持和本区域及周边市场的实际需求刺激下，广西盐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按《宋会要·食货》记载，绍兴年间，广西盐年产量为23 168石。

而作为宋代广西“近海五州”之一的“钦州”所辖的今防城港地区，与其他沿海州县一样具有悠久的海盐制作历史，或是得益于南宋时期广西沿海“官二钞八”盐政的实施以及对海盐经营的“开放”，目前有史料记载的防城港地区制盐即是从此时开始。“防城县沿海一带在南宋时就开始生产食盐：江平、企沙、茅岭等处利用缸盖、晒场等将海水晒出少许的盐自食。清朝道光年间，晒水制盐工艺从广东等地经合浦、钦州犀牛脚、传入企沙、江平等沿海一带……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40年代，防城有盐田100多处，其中江平有11处，企沙、光坡有80多处。较大的有1887年开建的苏公保竹山盐田及大氵万盐田（该盐田1931年捐给防城中学作教育基金）、1911年开垦的广福田盐田、1944年开垦的广济隆盐田，此外还有杨易光（杨济邦）等开垦有较大的盐田。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县的盐田有50多处。”^[34]至“解放初期，从盐漏主手里共没收接管242个盐漏，全县盐田总面积为874.75公顷”^[35]。这里的“盐漏”应是过去对类似独立而完整的制盐生产单元或说是具备从引海水到出盐完整设备体系的小盐场的叫法。古法晒盐需要经历一个将海水引入盐田，经过不同环节晾晒后，浓度高的海水流入到下一个较低晒场，直至最终形成盐的完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个由高往低流，类似“漏”出盐的现象，故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通过对原有盐场的接手和改造，使得防城港地区的盐场在规模和产量上实现较大突破，其中，“1950—1959年全县平均年产盐1.96万吨；1960—1969年平均年产盐2.47万吨；1970—1979年平均年产盐3.56万吨”^[36]，使得古老的盐场经营得以延续。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受市场和行业因素影响，防城港沿海盐场经营状况总体不佳，陆续出现了盐场改制、解散以至停产现象。其中，笔者曾于2012年、2014年两次参与防城港市博物馆赴企沙盐场的文物征集工作，彼时该盐场还有零散生产。但此后，盐田或承包出去用于鱼虾养殖，或作其他用途，基本停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防城港沿海盐场的管理经营问题，《防城县志》有记载：“防城县盐业的运销体制是在民制的基础上实行专卖制或征税制两种制度，一般形式是：①官收、官运、官销；②官收、官运、商销；③官收、商运、商销；④商收、商运、商销等形式。这些制度在各个时期屡有更迭，交替采用……解放前，防城县大都是实行民制官收，就场专卖，在政府的管制下，商运商销。”^[37]可以看出，虽然防城港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盐的管理政策有所调整，但基本沿袭了南宋时期“官二钞八”的盐政思路，这在民国时尤为突出。即在官管的前提下商人在运、销等方面具有较大主动权和自由度，这使得食盐出现在区域贸易和海外贸易中具备可能性条件。而“江平盐场在解放前至1958年，所产的盐大部分销往越南”^[38]则说明了海盐贸易的历史传统。

当然，以上关于防城港制盐的相关认识仅限于《防城县志》所载，虽此县志对于地方盐业的发展特别是民国以后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是，或限于史料所缺，加之时代久远无从考证所致，清代以前的历史仅仅一两句话带过，总体粗略。因而，部分内容，特别是早期或民间的一些相关情况可能存在记录上的缺漏，这需要基于大量的考古工作及相关发现而进行研究予以补充。

○　2012年的企沙盐场

○　盐仓及运盐工具

（二）制瓷业的兴起

防城港境内杯较墩贝丘遗址、交东贝丘遗址等出土的大量陶片证明了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防城港先民已经掌握了陶器烧制技术，陶器也被广泛运用于滨海古人类的生活之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防城港地区的制瓷业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全市发现的古窑址现有4个，分别是上思县的窑头窑（明代至清代）、那凤窑（清代），防城区的冲茶窑（清代），东兴市的北仑河沿岸窑（清代至现代）。鉴于上思窑头、那凤两窑所烧制瓷器主要供销内陆地区，尚未掌握有其参与海外贸易的信息，故暂不探讨。在此，仅简单考察位于沿海一线的冲茶、北仑河两窑（群）。

冲茶窑为清早期瓷窑，位于防城港海岸线东段防城区茅岭镇冲茶村，其窑场前有河流通茅岭江，后注入茅尾海。为进一步掌握相关信息，防城港市博物馆于2018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经试掘发现窑炉一座，为砖砌龙窑，沿山坡而建，呈长条形，自下而上共三层台阶，处于坡底的窑门因道路建设已破坏，窑身残长约8米，宽为2.8米～3米，堆积层约1.4米。试掘出土了碗、碟、杯、盏、壶、罐、香炉等器形和圆柱形窑垫、圆孔火照（用于测量窑温）。器形以碗为主，碗为圈足、厚胎。烧造产品类型为青瓷、褐彩青瓷、酱釉瓷等。此外，出土有瓷砚台1件，据曾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原广西文物工作队队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郑超雄先生介绍，在广西瓷窑之中出土瓷砚台当属首例。在防城港市博物馆开展的沿海岸线调查中，西段海岸线发现此窑产品遗存；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的防城港部分海域调查中也有相关发现。因此，冲茶窑址所烧制瓷器除地方自销外，当还销往越南等地。

○　冲茶窑址出土的康熙年款瓷碗底残片

○　冲茶窑址出土的瓷砚台

东兴北仑河沿岸诸窑原分布在中越界河北仑河两岸，即今中国东兴和越南芒街均有分布。这些窑场在清代、民国时曾一度兴盛，作为该窑群组成之一的罗浮碗厂在20世纪90年代还在烧制瓷器。北仑河沿岸瓷窑主要烧制青花瓷、青白瓷、粉彩及坭兴陶等，烧制器形主要有瓶、罐、盆、壶、碗、碟等，其中，瓶、罐、盆等器型较大，做工精细、绘画精美，极具代表性。近年来，防城港市博物馆收藏了一批包括罗浮碗厂及“广生隆”“广南隆”“裕盛隆”“一品轩”“文成公司”等款识的北仑河沿岸窑瓷器，因这些瓷器中部分有“宁州”字号，又被民间称为“宁州窑瓷器”。从防城港市博物馆现有馆藏来看，北仑河沿岸各窑所烧制瓷器精美，所产广受普通民众喜爱，成为当时周边地区中越两国群众的家常日用品，目前民间留存量较大。同时，这些窑口所产的精美瓷器也广受地方达官显贵、富商巨贾青睐，成为其生活日用品或装饰品。这些窑口的瓷器在距之不远的竹山北仑河入海口多有残件发现，尤以青花瓷碗残件居多，当是出海外销的遗留。

○　北仑河沿岸窑烧制的瓷器

○　北仑河沿岸窑烧制的瓷器

综上所述，随着潭蓬运河的开通及北部湾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唐代以后防城港地区的区域性商贸和海外贸易得以逐步发展并持续繁华。洲尾贸易场的出现、延续，水下考古和相关调查在沿海一线所发现的来自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各个时期的外销瓷器残件，“表明了在因造船、航海技术以及指南针的广泛运用促使船只具备远航条件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逐步从秦汉时期的合浦港、徐闻港向隋唐的广州港，再向宋元的泉州港等转移，即中心港口不断东移的趋势下，防城港海域继续保留了从东南沿海等地而来的贸易线路”^[39]。而越南瓷器在洲尾贸易场的出现和可能途经洲尾贸易场中转到达越南相关瓷器的出土，以及洲尾贸易场对于周边内陆地区的辐射，防城港本土制盐、制瓷等手工业兴起后对于贸易的参与，等等，则反映了区域贸易、海外贸易的线路和范围的持续延伸与扩大，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参与方的双向互动和不同时期贸易内容的变化。就古代防城港地区在各时期的贸易特点而言，笔者认为：秦汉时期的防城港地区主要得益于其为中国南方沿岸行进东南亚、非洲等的“必经之地”的区位优势，此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途经点；唐以后逐步形成了贸易场，防城港地区成为商品集散、贸易的地区之一，此时除继续作为途经点外，本身也是贸易目的地；明清以后，特别是随着地方手工业的兴起，防城港地区开始为海外贸易提供自己的商品，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

【注释】

[1]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内部资料），第5-6页。

[2]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42页。

[3]廖寅，肖崇林：《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8页。

[4]〔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6页。

[5]廖寅，肖崇林：《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8页。

[6]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唐宋元陶瓷的科技分析》（内部资料），第8页。

[7]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104页。

[8]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99页。

[9]廖寅，肖崇林：《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8页。

[10]〔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6页。(www.xing528.com)

[11]朱文慧，王元林：《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和海南的对外贸易》，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8卷第5期，第16页。

[12]刘军：《明代海上贸易的出口商品》，载《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2期，第27页。

[13]周玲，王凤琳：《向南，向南，古道文化一路向南》，载《藏天下》，2018年第5期。

[14]〔清〕戴梦熊修，唐炅绪纂：《上思州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1页。

[15]〔清〕戴梦熊修，唐炅绪纂：《上思州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16]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17]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4页。

[18]廖寅，肖崇林：《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8页。

[19]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第11页。

[20]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96页。

[21]王晰博：《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年），第52页。

[22]王晰博：《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年），第123页。

[2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

[24]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2015广西防城港海域水下考古调查评估报告》（内部资料），第32-48页。

[25]何守强：《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26]何守强：《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页。

[27]何守强：《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28]〔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83页。

[29]〔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9页。

[30]〔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413页。

[31]仲伟民，王建军：《宋代广西地区的盐业和盐政》，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3页。

[32]仲伟民，王建军：《宋代广西地区的盐业和盐政》，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1页。

[33]仲伟民，王建军：《宋代广西地区的盐业和盐政》，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3页。

[34]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35]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36]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37]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38]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80页。

[39]何守强：《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