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尾贸易场的形成与持续时间

关于洲尾贸易场的起止时间，因缺乏文字记载，也只能转向于对出土出水文物、遗迹进行推测、考证。从现有文物、遗迹的时代信息来看，最早至唐代，最晚到明代早期。而唐代的文物，主要有青瓷器、唐钱（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相对其他时期而言，相关实物较少发现。以现有掌握的信息断定洲尾贸易场的形成时间，似乎证据不够充分。但根据“北宋前期，广西沿海已经存在着互市贸易”^[18]的观点，结合古代贸易场的形成有其漫长成长规律的考虑，北宋前期的互市点有可能于此前即唐代时已萌芽形成。而从唐代海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极大。首先，“各地出土文物表明，亚非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时代最早者为汉代，但是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则始于唐代”^[19]。即至唐代瓷器开始以商品的身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出，这使得洲尾现有发现的瓷器具备用于贸易的可能性。其次，“9世纪前半叶越窑瓷器的外销还十分有限，最重要的外销瓷器是长沙窑瓷器和广东产青瓷。最迟到10世纪中叶，长沙窑就已经完全退出了外销瓷器的行列，而以广东产的青瓷和越窑瓷器为主”^[20]。现有研究表明，在9—10世纪期间，广东所产青瓷器是中国的主要外销瓷器之一。而洲尾所发现的唐代瓷器恰是青瓷器，与邻近的北海市合浦县晚姑娘窑以及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廉江等地所产青瓷相似，与这些连绵分布于今两广沿海的诸多青瓷窑群有特殊和亲密的地缘关系，其通过海路自东向西到达洲尾，后又在通往内陆的防城江河道、通往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潭蓬运河河道以及越南出现（前文已有论述），当是贸易品。鉴于洲尾所发现青瓷器确定为贸易品，加之唐钱的出现，可以认为洲尾贸易场起于唐代。

再对洲尾及周边地区出土出水的其他时期文物进行观察，总体而言，出土铜钱中以北宋、南宋两个时期为主，另有少量明代洪武通宝出现；出土出水瓷器中，以宋、元为主，有一定量的明代早期瓷器，此外，来自越南的瓷器也占有较大比例。以现有文物信息分析，洲尾贸易场遗址有大量宋元时期的瓷器、铜钱等文物出现，且占现有遗存的多数，应是一个贸易的高峰期，此时期特别是南宋至元是洲尾贸易场的一个繁华阶段；明初相关出土出水文物骤减，亦无明代中期及以后的文物出现，当是此贸易场走向衰退终结阶段。由此，可以推断洲尾贸易场始于唐，兴于宋元，持续至明初，是一个跨越多个历史时期的古代贸易场。

在洲尾贸易场遗址及周边地区的出土出水文物中，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信息和线索，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进行思考、分析来探索和窥见此贸易场的其余信息面：(www.xing528.com)

一是，出土铜钱中的“掺杂”问题。前有提及，在洲尾出土的铜钱中，有唐、宋20多种铜钱的掺杂；在渔氵万岛东兴大道施工中更是出土达30多种，且除了不同时代外，另有越南福平元宝、金国正隆元宝等钱币出现。为方便讨论，在此笔者将窖藏出土的包括中国不同时期铜钱的现象暂称为“时代掺杂”，把出土有越南及相对南宋朝廷而言为“外邦”的金国铜钱的现象暂称为“外币掺夹”。就“时代掺杂”而言，跨多个历史时期的钱币出现在同一个窖藏中，可能说明洲尾贸易场当时存在以下情形：一则，不同时期的货币都能通行，前朝甚至更久远的铜钱继续在市面上延续流通。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较为常见，特别是在铜钱外流严重、市面紧缺的时代，例如：“到了13世纪，南宋政府为防止国内货币外流，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对外交易时不再直接给付现钱，而是以绢布、锦绮、瓷、漆之类物品互换。”^[21]这种应对货币不足的政策实施之下，前朝或更远时期铜钱的正常流通也就合理了。二则，铜钱本身可能就是贸易的商品，这在前文已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就“外币掺夹”现象，进一步说明了洲尾贸易场的国际性质和参与对象的广泛。此前，就贸易场商品的多地来源问题，笔者提出了洲尾贸易场参与对象的广泛性和其具有一定的跨区域辐射力的观点，而来自越南和中国北方金国的铜钱的出现，进一步对此观点予以支撑，并提供了新的证据。

二是，来源于越南的大量瓷器出现的问题。为了推进洲尾贸易场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2017—2019年期间，防城港市博物馆邀请了广西区内外多位专家对洲尾出土出水瓷器进行鉴定、整理，有一批不明窑口、疑似来源于越南的瓷器及残件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批瓷器具有仿中国宋元时期各大窑系经典瓷器的痕迹，又具有异域工艺色彩，其时代可能在12—14世纪期间（经过在越南调查学习，笔者倾向于13—15世纪期间）。作为瓷器输出大国，此时期为何会有越南瓷器流向中国？这种传统外贸商品“逆流”现象反映出什么问题？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曾请教多位专家，有专家建议或可联系永乐年间明王朝击败胡氏政权后将安南再次“北属”的历史进行思考，但目前显然缺乏有力的关联物证。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明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和此时期越南的陶瓷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答案之所在。朱元璋在“天下大定”不久，为了防御海盗侵扰和防止海内外反明势力联合，一改宋元时期的海外自由贸易政策，于洪武年间陆续实施了“片板不许下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以及撤销市舶司等海禁政策，此后，为解决海禁带来的对外贸易发展难题和出于宣扬国威、进行海外政治拉拢等需要，明王朝继而大力推进朝贡贸易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禁政策实施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但依旧无法改变海外贸易衰落之势。由官方掌控的朝贡贸易虽提供了部分中外商品的流通渠道，但因民间贸易受限，一些行业受到了较大影响，深度依赖外销的中国陶瓷行业首当其冲，生产规模呈现下降趋势。明初，中国陶瓷行业的这种生存状态对于长期依赖进口的海外诸国陶瓷市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明初中期，明政府推行海禁与朝贡贸易的背景下，东南亚陶瓷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尤其是越南与泰国在原有陶瓷工艺的基础上，继续吸收中国的制瓷工艺，不断提高陶瓷质量，所生产的陶瓷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乘中国陶瓷在国际市场上‘缺席’之际，向外大量输出本国陶瓷”^[22]。即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趁着中国瓷器外销受限之机，利用原有陶瓷器行业基础，迅速发展并不断向外输出，他们的输出范围自然也会包括暂时处于“洼地”的中国。而洲尾地处南疆边陲，这一带在历史中不时处于“三不管”状态，管理相对松散、自由，因而即便是明王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也会出现“鞭长莫及”的现象，也就是说此时期洲尾贸易场具备越南瓷器流入的条件和可能。对于越南瓷器在洲尾的出现，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体现了贸易场受大环境影响的动态变化和国际贸易中商品流通的双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