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发现：2016年发掘重要文物

按行政区域划分，洲尾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王府街道办事处沙港社区（原公车镇沙港村），具体位于企沙半岛西北部伸入海湾的一个子半岛之上，其与潭蓬运河所在的江山半岛中间隔着渔氵万岛（此岛现有桥梁与大陆相连，因而也常被误称为“渔氵万半岛”，是亿吨大港防城港所在地，为防城港市主城区之一），直线距离约16公里。洲尾所临海滩中有较为丰富的陶瓷残片遗存，自20世纪90年代起，周边群众在挖虾塘、耕种等生产劳作中多次发现文物。其中，据说1996年有一村民在围海滩挖虾塘的作业中挖出1000多斤铜钱，此后亦有其他村民在周边陆续挖出十数斤至百余斤重量不等的铜钱及成摞窖藏完整瓷器，但因群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和文物管理部门未及时获得相关信息、线索，没能及时介入，以致出土文物流失，具体信息不得而知。但从近年走访中，不少村民都有较为相近的描述，基本可确定上述出土文物信息的真实性。

2011年，在笔者亲身参与的文物征集工作中，在洲尾附近一骆姓村民家中征集到了其虾塘作业时挖出的20余斤铜钱。这批铜钱中，除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少量唐钱外，其余为宋钱，包括皇宋通宝、宋元通宝、政和通宝、咸平通宝、熙宁通宝、祥符元宝、天圣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天禧通宝、治平元宝、绍圣元宝、圣宋元宝、至和元宝、景德元宝、大观通宝、太平通宝、景祐元宝、元符通宝、至道元宝等20多种。此外，周边群众在耕种中更是发现和清理了大量陶瓷残片。

而距离洲尾约3公里，同处企沙半岛之上的皇城坳也有较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关于皇城坳，民间盛传明末清初杨彦迪曾在此地扎营驻军开展反清活动，其间从企沙半岛窄腰处着手开挖，企图打通洲尾附近海域与钦州市龙门海域之间的海上交通，途经军营驻地（今皇城坳）的运河被后人称为“皇帝沟”（关于此运河，笔者在本书第二章曾提及，按照《防城县志》记载，因追兵赶至，约有半公里未开通）。杨彦迪在此修建“城池”“宫殿”，被后人称为“皇城”（也作“王城”），此地因此得名。多年来，在此区域不断有群众发现铜镜、陶罐、瓷壶、瓷罐等完整器物和莲花纹瓦当、吻兽、佛塔模型等建筑饰件，残砖碎瓦、陶瓷碎片等在生产劳作中更是常有出现。

○　2011年笔者参与的文物征集工作现场图

○　2011年在洲尾附近征集到的出土铜钱细节图

2016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作为皇城坳遗址群核心区的城顶岭进行了试掘，并对包括田墩岭、涡铺岭、高岭头、楼竹龙岭、社山等相邻的十几个遗址群组成点开展了考古调查。试掘面积412平方米，出土有包括罐、盆、钵、盏等器形陶器，碗、碟、盏等器形瓷器等在内的一批陶瓷残件和大量的砖、瓦等建筑构件，发现了墙基、柱洞、排水沟等建筑遗迹。按照出土情况，专家分析“城顶岭遗址表土层以下地层和遗迹单位出土的瓷器，年代为南宋，根据考古学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判断，城址年代属于南宋……各遗址表土还发现青花瓷等晚期遗物，表明南宋之后仍有人在此活动。城顶岭遗址发现的砖、瓦等建筑构件及瓦当、吻兽、佛塔等屋顶饰件，具有一定的等级规格，应属于官方机构。城址周围的田墩岭、涡铺岭、高岭头、庞屋后背岭等遗址也发现砖、瓦构件，说明这些山岭顶部原来也营造有建筑设施，有些设施可能具有防卫功能。因此，对皇城坳遗址群的深入探究，有助阐释防城港的宋代建制和历史”^[1]。

○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文物（图片来源于《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文物（图片来源于《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　2016年皇城坳遗址试掘出土的文物（图片来源于《防城港皇城坳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报告》）

鉴于洲尾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文物遗存数量大、种类多，为推进相关研究，防城港市博物馆于近年对此区域对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并于2017—2018年期间先后两次组织开展了对此区域的试掘。试掘出土了一批陶瓷器物、铜钱、铜环、铜质器残件、船钉、动物骨骼及柱洞、地砖等建筑遗迹，在进行周边环境调查时采集了数十袋共几千件陶瓷残片标本。瓷器涉及碗、杯、碟、罐、盏、壶、瓶等器形，包括青瓷、青白瓷、白瓷、青花等种类，时代有唐、宋、元、明，其中以宋、元为主，唐、明次之。唐代青瓷中部分与合浦晚姑娘窑、英罗窑等窑出产瓷器及雷州半岛青瓷相似；宋、元瓷器精美，有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福建、广东等地名窑瓷器，其中，还发现有元青花瓷器残片。同时，还有大量越南瓷器残片出现。在试掘发现的铜钱中，有“开元通宝”“政和通宝”等。

此外，除在试掘探方中发现柱洞及朽坏木桩外，调查人员在离海滩20多米远的一个虾塘（原为海滩）底部发现有成排木桩遗迹（多数木桩朽坏严重，其中有一根木桩保持较好，从鱼塘底部下挖半米左右仍无法取出），应为陆地伸向海滩的栈桥或码头遗留木桩。虾塘中亦有多处发现船板木残片。

综合考察洲尾及周边地区的诸多出土出水文物、遗迹，笔者认为此处应是一个古代贸易场，依据如下：

其一，古籍中有此区域存在贸易场的相关记载。

公元968年，安南丁部领建立“大瞿越”。至此，防城港地区开始由原来的“内郡”变为“边疆”，成为中国与越南海陆相连的区域。这一区位性质的变化也对防城港及周边地区海上贸易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随着安南的独立，交州港不再是中原王朝的对外贸易前沿港口，而此时以潭蓬运河的开凿为代表，北部湾沿海航道经整治后通航条件已有较大改善，趁着交州港“缺席”之机，广西沿海相关贸易口岸迅速兴起。“宋代安南独立……广西沿海口岸逐渐超越交州港的地位，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地区陆上交通网络连接的贸易港口。正如黄纯艳所说，‘宋代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程中，除了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扩展、贸易路线更为便捷、技术条件更进步等以外，还有一点是应该要充分重视的，那就是在宋代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及海外贸易繁荣的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逐步形成了’，其突出表现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西海陆贸易口岸的兴起。”^[2]宋代广西的三大博易场即是在此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2018年洲尾试掘现场

○　洲尾试掘出土的船钉、铜环

○　洲尾虾塘中发现的木桩

○　洲尾试掘中发现的柱洞

博易场是宋代在“蛮”汉交界地带设立的一种互市贸易场，“元丰二年（1079年），曾布帅广西，建言‘钦、廉州宜各创驿安泊交人，就驿置博易场’，朝廷部分采纳了曾布的建议，于钦州正式设置博易场，但廉州终未得设”^[3]。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详细介绍了钦州博易场相关情况：“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博易场在城外江东驿。其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者，谓之交阯蜑。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赍乃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珍珠、象齿、犀角。”^[4]钦州博易场是宋代广南西路三大博易场之一，也是当时广西唯一通海的博易场，历代古籍中对此博易场多有记载，然而关于它的具体位置，除《岭外代答》中提及“博易场在城外江东驿”之外，并无其他确切记载，至今也尚未有相关考古信息对此进行确认。虽是如此，但从古籍的反复记载、相互印证以及现有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来说，历史上钦州博易场的存在是确定的。以周去非关于博易场“在城外江东驿”之说，其位置大约在今钦州市区或邻近区域。按照博易场往往具有一定区域辐射性和带动力的功能假设，那距其约30公里的洲尾存在一个规模次之或贸易内容有别的“分场”贸易点，当具有可能性。而现有的部分研究结果也支持这种可能。即现有研究表明，古代贸易场中，有些是相对固定和集中的贸易场所，而有些则是分散甚至流动的，从而形成贸易点群。“北宋前期，广西沿海已经存在着互市贸易，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安南请求互市于邕州（今广西南宁），宋朝‘承前止许廉州及（钦州）如洪寨互市’。但这种互市贸易还是原始形态的民间互市，尽管规定了区域，但没有固定的场所，更没有管理机构和制度。”^[5]即在钦州博易场正式形成以前，广西沿海地区出现过“原始形态的民间互市”的情况，就地理位置而言，昔日“钦州”与安南交界的地区就是今日之防城港，因此，在洲尾等沿海一带存在古代贸易场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

其二，洲尾发现有丰富的相关贸易遗存物品。(www.xing528.com)

在洲尾出土出水的丰富文物中，尤以陶瓷器物和铜钱占多。在古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海外贸易中，瓷器是重要商品之一，而中国铜钱一度成为区域贸易中广受欢迎的流通货币。从此种角度上说，除去其他因素考虑，洲尾出土出水的物品让人易于联想到商品、货币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就瓷器来说，除去来自越南的部分，洲尾出土出水的中国瓷器及残件标本涉及窑口众多，种类丰富，重复率高，时代有唐、宋、元、明多个时期。为确定部分瓷器的时代和窑口，防城港市博物馆于2017年在洲尾出土出水瓷器中选出了一些出现频率高、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标本（主要选送初步判断为宋元时期的标本，因为此类瓷器占多数）参加了由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组织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唐宋元陶瓷的科技分析”项目检测，后经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检测，结果为：“防城港洲尾采集样品时期为宋元时期。其中，龙泉窑青瓷（2016ZW采：202；2016ZW采：268；2016ZW采：287）器物白胎、青釉，装饰刻划纹饰，烧制水平较高。其他青瓷胎色灰白、釉色青黄，部分装饰模印纹饰，质量及烧制工艺稍差。”^[6]检测结果显示的时代、窑口等信息与我们的初步判断相一致。而防城港沿海现有发现古窑址中，最早为清代康熙年间的茅岭冲茶窑，仅从时代上说，就可以排除洲尾所出现瓷器为本土烧制的可能。而退一步来说，即便防城港地区发现有更早时期的古代瓷窑，在当时条件下要同时仿制风格迥异、工艺不同的多家多种名窑瓷器作品几乎不可能。即洲尾出现的瓷器均为防城港地区以外来物。这些外来瓷器的来源地有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省份和广西除防城港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来自越南的，“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与互动。北部湾沿海的防城港洲尾地区发现了几件越南生产的仿广西耀州窑系青瓷碗残片。这些瓷器均为口沿内折，腹壁斜直，圈足低矮……泥团支钉垫烧，内底和外底常有支钉痕。圈足常见越南瓷器较为典型的‘铁汁’底。根据器形、纹饰、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来看，与越南北部河内、南定省出土的12—14世纪的仿我国耀州窑系青瓷器较为相似”^[7]，等等。

○　洲尾出土的青瓷器残片

○　洲尾出土的青瓷器残片

○　洲尾出土的青花瓷残片

○　洲尾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

○　洲尾出土量较大的越南青瓷

○　洲尾出土的描金建盏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洲尾出土的唐代青瓷器残片中，有部分青瓷碗内底有刮釉泥片垫烧的痕迹，这种瓷器的垫烧工艺在邻近的北海市合浦英罗窑、晚姑娘窑等较为常见，应是来自这些地方。而在本书第二章已有提及，此类瓷器不仅在洲尾有发现，在与洲尾水路相通的防城江大菉段河道中也有发现，且成摞出现；此外，在潭蓬运河河道中以及越南亦有发现，“越南出土的9—10世纪的青瓷碗……敞口、圆唇、斜腹……内底有6个刮釉的泥片支钉等，都是两广沿海窑场的典型特征。目前虽不能确定其产地，但就交、广两地区的密切交往来看，极有可能来自两广沿海地区”^[8]。洲尾出土的同类瓷器在通往内陆的防城江河道、通往东南亚的潭蓬运河以及越南等地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此类瓷器流通范围之广，另一方面则说明其作为商品并于洲尾流通集散的可能性。在彼时一个既无大规模人口聚集，又无繁华街市基础，或可用荒无人烟来形容的边陲无名之地，为何会汇聚或自东向西沿海而来，或由北向南经内河水路而至的众多窑口生产的大量精美瓷器？综合目前在洲尾所发现的中国瓷器所具有的典型外销瓷器特征，以及越南瓷器的涌现，等等，笔者认为，当是贸易之故。

从出土铜钱来看，上文列举的唐、宋钱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洲尾地区的贸易与货币流通情况。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防城港市博物馆2017—2018年考古试掘出土的，还是此前骆姓村民挖塘掘出后被防城港市博物馆征集入藏的铜钱，均为唐、宋钱，并无其他时期钱。这似乎与同一地区出土的瓷器跨越唐、宋、元、明多个时期在时代上不完全对称，两者之间不能提供对等和有效的互相印证、支持。就此问题，笔者认为，文物的出土具有偶然性和零散性，正如这两次出土的铜钱可能与前文提到的周边村民发现的更大量的铜钱出土之间存在关联，也可能无关。如若前者，从数量上的悬殊差距，可以理解为笔者依据防城港市博物馆馆藏的洲尾出土铜钱而掌握的信息量仅为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的“抽样”信息，是一种局部体现而非整体，该区域实际出土（包含村民发现后流失部分）的铜钱信息量应该大于此；若为后者，那说明洲尾实际出土铜钱信息中，我们尚有大量未掌握。如此，便可以理解洲尾出土铜钱与出土瓷器之间的时间信息的“差距”问题。要解决好此问题，一则可通过寻找早年出土的铜钱来获取相关信息，但在线索有限的情况下追踪20多年前流入市场的古钱币，无异于大海捞针，几乎难以实现；二则可以通过加大对洲尾的考古试掘，继续寻找更多的信息，这当是较好和科学的。此外，也可用洲尾相邻地区出土物来作参考。与洲尾隔着海湾斜角相望、直线距离约4公里的渔氵万岛，从现有考古发现上说是古代附近海域航船的一个重要停靠及补给点，为途经江山半岛、企沙半岛，船只沿岸航行来往于北部湾与越南之间的必经之地。该岛在20世纪90年代初修建穿越渔氵万岛的东兴大道时，有近70斤铜钱随铜釜、火铳等文物一起出土并移交文物部门。当次发现铜钱中，包括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宋元通宝、太平通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嘉祐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圣宋元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正隆元宝、嘉定通宝、淳祐元宝、景定元宝、景定通宝、咸淳元宝、洪武通宝、福平元宝、裕圣元宝等30多种，涉及时代有唐、宋、明等多个时期，另有福平元宝等少量越南及“裕圣元宝”等不明来源的铜钱。本次出土铜钱基本包含了洲尾出土的种类、时代信息，也与洲尾出土的瓷器在时代上基本对应。值得注意的是，有越南等外国货币的出现。大批量不同时代、不同国别古钱币的出现，当是洲尾贸易所需。

其三，洲尾具备作为贸易场的自然条件并有建筑遗迹。

宋代防城港地区由“内郡”变成了“边疆”，其与安南之间山海相连的区位优势，加之北部湾地区业已形成的市场，便捷的国际、国内水路航线，以及长期较为松散的边境管理，使得该地区具备成为跨区域、国际性贸易场地的条件。而位于防城港沿海的洲尾地处企沙半岛、渔氵万岛与大陆合围形成的海湾内侧，其本身为伸入海湾的一块陆地，东、西、南三面环海，临海陆地有丘陵及平地，周边有榕木江、暗埠江的河流注入大海，为天然避风港。加之，海滩平缓，陆上有较为开阔的平地，可供装卸商品和建造贸易需要建筑所用，而周边又有淡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便捷来源，再加上此处往东至钦州、往西达越南的距离都相近，处两者中间。从今之眼光来看，可以说洲尾在古代具备建设码头、开设贸易市场的自然条件。

○　洲尾试掘现场出土铜钱

○　渔氵万岛东兴大道建设出土的铜钱

○　洲尾试掘出土的铜锅口沿及耳

而从考古试掘情况来看，洲尾除了出土瓷器、铜钱等文物外，另有柱洞、木桩、地砖等码头和房屋建筑遗迹，出土物既有前述商品和贸易相关物，也有锅、釜残片和动物骨骼等日常生活用品残存。就瓷器而言，调查及试掘中，在海滩、虾塘（原为海滩）采集到的瓷器多为没有使用痕迹，损坏未用而丢弃；今陆地采集、出土的瓷器中，有部分亦无使用痕迹，但也有部分具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是日常使用中意外损坏后丢弃的。2018年9月，在距离洲尾不到1公里，同处海边的榕木江大道施工中发现了一组文物。笔者组织人员对现场因施工裸露的底部朝上、倒置于地的6组铜釜进行清理提取，经清理发现部分铜釜内另套有文物，最终提取文物共计16件。其中，铜釜9件，双耳铜锅1件，青瓷盘6件。该组文物为明代早期窖藏文物，出土铜釜的底部、侧身有较厚炭灰遗迹，青瓷盘有食物残留，当为商旅或其他较大数量人群使用后临时埋藏。

基于洲尾具备作为码头、贸易场的天然条件，以及该区域出土有关码头、贸易、生活的丰富文物遗存的事实，加之，距离洲尾不远处的皇城坳有疑似南宋官方建筑的遗址，这与“南宋时期，钦州博易场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宋朝与安南商品贸易的中心”^[9]相吻合，因而皇城坳遗址很可能是一种具有贸易管理或兼具贸易与边防管理功能的机构，笔者认为洲尾应为一个集船只停靠、商品集散为一体的贸易场地，是一个由中国多个地区商人参加的区域性互市贸易点，同时，它也是面向今越南等东盟国家的跨区域、跨国贸易场（唐时属跨区域，宋后属跨国），是中国南方离边境最近的古代沿海贸易场，其主要贸易参与者是与防城港山海相连的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约为唐末至明初。

○　2018年榕木江大道建设出土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