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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蓬运河研究:高骈的石质山体开凿技术

时间:2023-10-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就运河开凿而言,土质部分的开凿当与平原地区土质运河开凿方法、技术无异,在此不作论述,而着重探讨高骈对于此前数任都护“力殚物耗”“殒数千夫”仍然“踵前功而不就”的石质山体部分采用的开凿方法与技术。较长的时间间隔使得火药在传播、发展上具备条件,也使其在潭蓬运河开凿工程中的运用成为可能。

潭蓬运河研究:高骈的石质山体开凿技术

潭蓬运河因其开凿艰难,故有“三都护”及高骈相继接力而为。面对“巨石梗途”及施工中“凿下刃卷,斧施柄折”的艰难状况,开凿者们以何种工具、技术来攻克难题?从唐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铁器工具早已普遍推广,因此,锄、锥、镢、凿、钎、錾等类型的铁器工具应是进行运河开凿的主要用具。这些工具在有关潭蓬运河开凿的古籍文献中已有提及,应是无误。例如,《岭外代答》中“锥钁一下,火光煜然”的施工描述提到了锥子;《天威径新凿海派碑》中“凿下刃卷,斧施柄折”“操持锹锸,丰备资粮,锐斧刚錾,刊山琢石”等叙述中提到了凿子、斧头、锹锸、錾子等工具。这些工具在运河开凿中当是根据实际情况交替运用:开挖土质地表或遇土质山体时,锄头、镢头、锹锸等当为主要工具,遇石质山体时则又以锥子、凿子、錾子等为主。就运河开凿而言,土质部分的开凿当与平原地区土质运河开凿方法、技术无异,在此不作论述,而着重探讨高骈对于此前数任都护“力殚物耗”“殒数千夫”仍然“踵前功而不就”的石质山体部分采用的开凿方法与技术。可能有以下几种:

其一,尖嘴铁器开凿法。潭蓬运河河道石壁多为褐红色,应属铁质较多的沉积岩,其表面较为光滑,当是石质密度过高所致。高密度石质的坚韧特性使得运用尖嘴状铁器进行开凿困难重重,但是,仔细观察潭蓬运河河道石壁可见其有层理界缝,“对准层理界缝下钎凿,则事半功倍,这或是当年凿石的一大方法”[6]

其二,排孔加尖开石法。这种方法是通过较为密集的凿孔,并以各孔为受力点敲打形成断裂扩张,以点连线,最终实现整块岩面的脱裂。具体是“在石面需断处每隔半尺开孔,多孔列行,每孔加铁尖子,用大锤依次均衡锤打每个铁尖子,便可切开石块”[7]。至今潭蓬运河河道石壁上尚有多处长约6~7厘米、宽约3~4厘米、深约3~4厘米的凿孔遗存,疑为排孔加尖开石所留痕迹。

其三,火烧水浇破石法。在古代中国,人们很早就掌握了利用猛火将石头燃烤灼热后用水、醋等液体浇注以破石的技术,“在唐代中国以及古代地中海地区,盛行先为巨石加热,再泼浇醋或水,以破裂岩石;这正是以火药爆破岩石的初期技术形式”[8]。此种破石之法在中国古籍中也多有记载。例如,晋代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记李冰修僰道:“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9];吕思勉先生的《隋唐五代史》中也有记载:“如元和中,严砺自长举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醯而碎之,通漕以馈成州戍兵。”[10]根据此法破石的结果,或是作业面碎裂后显“自然”状,没保留有明显的人工痕迹;或是经火、水轮番攻击之后仍需工具开凿,“高温烘烤岩石,能让岩石变松脆而易攻。石头炽热后,如浇上水或醯(醋),石头淬裂更甚。再以铁器工具凿去一层,然后逐层烧凿,反复进行,直至完工”[11]。由此虽留下凿痕,但又难以与其他做法区分。因此,在今潭蓬运河河道石壁遗存的诸多人工开凿痕迹中,难以确切辨认哪些是火烧水浇破石法遗留之迹。但是,《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提到的高骈之前数任都护以“叠燎沃醯”之法对付巨石,均无法攻克的记录,可以肯定此法在潭蓬运河开凿中得到了运用,甚至是高骈组织开凿期间也用过此法。

○ 运河的人工开凿痕迹及凿孔

其四,火药爆破法。能否解决“巨石梗途”问题即攻克今潭蓬运河东段高耸连绵且近乎纯石质的山体,是打通运河的关键。显然,在高骈之前的数任安南都护都没有成功,以致运河开凿工作半途中止,断续数十年。至高骈以后,又何以攻克?是否如部分古籍记载中的高骈请得雷电相助,以神力劈碎阻路顽石?笔者认为,潭蓬运河凿通确是得益于高骈“作法”,但助攻顽石的“神力”并非来自雷电,而是来自火药。即运用火药做工程爆破是打破潭蓬运河开凿瓶颈的关键。依据有四:

(1)火药在唐代的出现使其运用于潭蓬运河的爆破具备客观前提。

大量研究表明,至公元7—8世纪,中国唐代以道教为主的炼丹人已经发现并记载有原始火药的配方,例如元和年间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记载有“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的“伏火矾法”配方。而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世界上最早记录火药的是《真元妙道要略》一书,其除有火药配方外,还描述了其爆炸威力。该书成书于公元850年前后,以先有事物后有记录的思维,那么火药的出现及实践肯定要比记录时间更早即便以该书成书时间作为真正意义上火药出现时间,其距离咸通九年(868年)高骈开凿运河的时间也有18年。较长的时间间隔使得火药在传播、发展上具备条件,也使其在潭蓬运河开凿工程中的运用成为可能。

此外,《真元妙道要略》一书中提到了炼丹中发生意外造成人伤房毁的事故,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火药的威力,由此可知它具有工程爆破的能力。但是,炼丹事故的发生具有意外性,非人为意愿和操控。对于火药,人们是何时能够真正控制和利用的?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将唐末天祐元年(904年)郑璠攻打豫章使用“飞火”作为火药运用于军事之始。而此时较高骈开凿潭蓬运河的时间晚了30多年,这是否对上述提到的潭蓬运河开凿可能运用到火药爆破的观点有影响?笔者认为,火药运用于工程与运用于军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工程爆破与军事战争中使用对于火药的控制水平、技术的要求不一样,就此问题,笔者较为赞同浙江大学陈志坚副教授的观点:“火药在军事方面的使用,有一个很大的技术困难,在于它的可控性,它必须要依赖于一个方便操作的工具——火器。而火器的发明制作又涉及其他技术问题,困难程度自然增加。而工程使用火药,相对简单。”[12]即火药运用于工程的时间要比运用于军事的要早,因此,火药在潭蓬运河开凿中被用于工程爆破仍是可能的。

(2)“高骈与道教和炼丹术的特殊关系使火药用于‘天威遥’工程的爆破成为可能”[13]。(www.xing528.com)

火药的发明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炼丹的意外发现和反复实践。就高骈其人,除其军事才干和文学才华外,现有研究基本认为他与道教、炼丹术关系密切。法国远东学院道教史讲座教授傅飞岚先生认为,高骈一方面是魅力超凡的军事、政治领袖,嗜谋略战术;另一方面学问广博,兴趣广泛,尤其沉迷于道教,同时又是富有才情的诗人。关于高骈笃信道教,在古籍文献中不乏相关记载。例如,《北梦琐言》提到高骈镇守蜀中与南诏交战时,军士背负“神符”上阵,“高公自东平移镇成都,蛮酋犹传蜀城。掌武先选骁锐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14];《新唐书》记载高骈晚年迷信鬼神,将亡命九华山后“得役鬼术”的术士吕用之招为幕僚并重用后,日夕斋醮炼丹,不理军政事务,“乃笃意求神仙,以军事属用之……骈造迎仙等楼,皆度高八十尺,饰以金珠璖玉,侍女衣羽衣,新声度曲,以儗钧天,薰斋其上,祈与仙接”[15],等等。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现有关于高骈笃信道教的故事发生时间多为高骈离任安南后,其在安南,或更具体地说,在开凿潭蓬运河时情况如何呢?从《岭外代答》中“斋戚祷祠”“虔祷”等描述,以及《全唐文》所载的天威遥运河碑文“神室雷祠,道堂僧署,无不克备,皆能显宏”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在开凿潭蓬运河之时高骈已经信奉道教,但是否达到痴迷地步不得而知。

当年的“神室雷祠,道堂僧署”,今已不见踪迹,但在潭蓬运河东段山坳中,目前有一座建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距运河河道约30米的伏波庙。笔者对潭蓬运河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此伏波庙旁另有建筑遗迹,从现存的石墙地基看,至少是三开间,规模比现存伏波庙要大数倍。经走访周边群众得知,此建筑遗迹在民国时期为规模较大的一个庙(未知建于何时),在20世纪“破四旧”运动时庙宇被拆,神像遭毁。因缺乏相关资料,此为何庙、供奉何神等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在对该庙遗址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了许多瓦片残件,这些瓦片较厚,瓦面有细密的布纹,呈深灰色,与防城港地区近期以轻、薄为主要特点的现代瓦具有明显区别,具有唐瓦特征。基于此,结合古籍记载,笔者认为此有可能是高骈所建观、庙的遗址。原建筑在历史中因各种因素可能被毁,后人在原址基础上不断重建,这也符合民间建庙的习惯。当然,此遗址是否确是高骈所建庙宇的遗迹,尚待更多的考古证据进行补充和支撑。

此外,高骈与道教关系密切还表现在其招揽的幕僚中不乏道教背景之人,前文提及的吕用之便是其中之一。而与潭蓬运河有直接关系的当属《天威径新凿海派碑》作者裴铏,其原在洪州修道,高骈任职安南时招为幕僚,应是潭蓬运河开凿的见证者之一。高骈个人信道,加上幕僚之中又不乏修道炼丹者,“李约瑟观察到高骈的幕僚中有修道炼丹者,他们可能主导了当时的火药试验”[16],因此,潭蓬运河开凿中运用火药爆破具备了主观可能性及人员技术条件。

(3)火药的运用恰好解释潭蓬运河开凿过程中有关神话传说及“天威”之名的来源。

○ 伏波庙周边发现的瓦片(较厚)

○ 目前防城港部分地区还在使用的瓦片(较薄)

如前所述,潭蓬运河凿通的关键难点在于其东段连绵的巨石山体,高骈之前数任都护因无法攻克而止步于此。作为后继者,高骈之所以成功,按照部分古籍记载,归功于其“作法”请求雷公电母诸神相助以破石。例如,《桂苑笔耕集》:“然后使电母雷公,凿外域朝天之路”;《旧唐书》:“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北梦琐言》:“或言骈以术假雷电以开之”等等。显然,在人类认知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今社会,以上解释难以令人信服。那这些描述背后的实际情况如何?笔者认为,这些描述恰恰是开凿工程中运用火药进行爆破的佐证。首先,高骈之所以能够超越前任,凿通运河,应是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神技”,以更大的威力开凿梗途巨石,只是这个高超手段、技术并非来自雷公电母诸神相助,而是源于道家炼丹发现的火药。其次,火药的运用吻合并恰好解释文献记载中描述的潭蓬运河开凿过程的一些神秘现象。《新唐书》有“震碎其石”,《岭外代答》有,“震电于石所者累日……则顽石破碎”,《越史略》有,“轰雷大发,连震数声……巨石已破碎矣”,《全唐文》有“俄有轰雷磷电,自励石之所,大震数百里”等描述。这些应是火药爆破的情形描述,但出于各种原因,人为的火药爆破被赋予了神化色彩。运河的开凿借助神仙相助即“天威”之力,故而得名“天威遥”,目前防城港地区民间仍将潭蓬运河称为“仙人泷”亦应源于此。至于为何将火药爆破进行神化,笔者较为赞同王承文教授的观点:“由于唐朝道教本身对火药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尚无法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因此,晚唐的高骈和裴铏等将其与雷电比附并加以神化有其必然性。”[17]

(4)潭蓬运河遗存有疑似与爆破相关的遗迹。

至今,在潭蓬运河东段河道石壁上,尚保存有多处非自然,亦不像铁器凿痕的疑似爆破遗留的人工开凿痕迹。在笔者组织开展的走访调查中,调研人员从潭蓬村一位村民口中获知,1991年因气候干旱及周边农田灌溉需要,仙人泷大山塘即水库中的水被抽干,随着水位下降,其在运河中段即靠水库土地庙附近河段石壁上,发现有几处直径约十厘米、深浅不一的洞孔,疑为爆破所用。现因水库淹没,对于这些疑似爆破孔的更多具体信息,我们暂无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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