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蓬运河开凿历时长潭蓬运河研究

（一）开凿时间

潭蓬运河的开凿历时较长，中途有断续，最终在唐代开通，这在学术界及民间似已普遍接受。但对于此条运河最早开凿始于何时，尚有争议，而争议则主要集中在马援是否组织开凿了运河这一问题上。潭蓬运河所在的防城港市至今还流传着马援南征路过江山半岛曾尝试挖掘运河的民间传说，古籍中也有相关记载，例如《新唐书》中提到“或传马援所不能治”，《岭外代答》所载天威遥碑碑文中有“伏波尝加功力，迄不克就”的表述，《全唐文》中的《天威径新凿海派碑》也有“自东汉马伏波欲剪二征，将图交趾，煎熬馈运，间阔沧溟，乃凿石穿山，远避海路。及施功用，死役者不啻万辈，竟不遂其志”等描述。按常理来说，古籍有记载，民间有传说，或当不会无中生有。然而，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考察民间传说及其传播途径可以发现，部分民间传说确实来源于历史事件并忠于或大致符合历史事实，这些传说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同时，也有一部分民间传说是人们出于种种原因而对历史事件、著名人物进行加工、改造而得，对于此类传说，我们可以从民俗的角度去理解，考察当地人民对于特定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甚至是某种现象的感情倾向。防城港市是传说中东汉时期马援南征途经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保留着大量关于马援南征的民间故事，且部分演绎成神话。此外，防城港市还保存有以纪念马援及其部将的伏波庙为载体，以伏波崇拜为表现的伏波文化。可以说，马援至今在防城港民间具有极其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也因此，这一地区的许多传说自觉不自觉地都与马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此种角度去看待民间关于马援尝试开凿潭蓬运河的传说，或可存疑。

再细观这些记载可发现，描述者多采用不确定或谨慎的口吻来叙述马援开凿潭蓬运河的可能性，例如《新唐书》记载中用的“或传”。而且大多数“事迹”描述也多来源于“传说”，因这些记载的出处文献成书时间距离马援南征事件相隔少则数百年，多则千余年（《新唐书》成书距马援南征约1000年，《全唐文》则1700多年），历史间隔太长，材料来源又是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所记载事件的真实度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因不同传播者的加工而被演绎成为另一种“事迹”。再加上至今在潭蓬运河出土出水文物中未有与马援所在的东汉时期相关的有力物证，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古籍记载或与民间传说一样，因尊崇马援而为之。潭蓬运河始凿于东汉的观点尚待考证。”^[1]有关马援开凿运河的古籍记载可视为源于民间传说，后经古籍引载而“固化”发展，两者之间相互引用、借鉴，又彼此支撑，得以流传至今。

情况不同的是，随着潭蓬运河及周边地区较多唐代文物的出土和考古调查工作的推进，大量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出现，潭蓬运河于1981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代断定为唐代。此后，运河及周边区域有越来越多唐代及唐以后的文物出土出水（本书第一章已有部分提及）。从这些陆续出现的文物时代信息看，主要指向唐代及唐以后，并无更早时代文物及信息。

除此以外，潭蓬运河现存文字石刻中，有确切的年号纪年信息。至今潭蓬运河河道石壁中共有11处石刻被发现，全部集中于运河东段石壁上，首尾相距不足十米。11处石刻中，有1处为半圆弧线连接的直径约5～6厘米的两个相邻圆形组成的图案，其余10处为可辨文字（其中有2处除文字外，另有人物头像），自东向西分别是：

①“元和三年作”（文字自上往下竖排）。

②“咸通　九”（文字自上往下竖排，文字上方有一模糊人物头像，文字中“九”字较小）。

③“伍天”（文字自上往下竖排）。

④“咸通九年三月七日　下手□^[2]湖南軍”（文字自上往下竖排，排两列，“□湖南軍”一列字体较大）。

⑤“元和三年九月”（文字自上往下竖排）。

⑥“□水軍　元二咸通九年三月　七日開六　咸通　上下　咸　一”（文字多数自上往下竖排，部分非规则排列，“九年”横排并列于第一处“通”字下，另，第二处“咸通”居“七日開六”正上方略偏左，“上下”字号较小）。

⑦“元和三”（文字自上往下竖排，文字上方有一清晰人物头像）。

⑧“天下太　天下太平　光　二□　唐　咸通九年　湖南軍開六道□”（文字自上往下竖排，部分非规则排列）。

⑨“湖南軍”（“湖南”自左往右横排，“軍”处“南”字下方）。(www.xing528.com)

⑩“湖”（独一字）。

以上石刻中，第①④处为2017年以前发现，其余8处为2017年防城港市博物馆对运河作试掘时新发现。石刻至运河底面距离从高到低依次是：第①处约4.5米，第④处约2.48米，第⑤处约2.3米，第⑥⑦⑧处约1.97米（此3处大致在同一水平线，⑥⑦两处紧挨，分别处在呈钝角弧度的同块石壁内角两面上，第⑧处石刻距此约2米多），第⑨⑩处约1.66米，第③处约0.98米，第②处约0.78米。在这些石刻中，有“元和”“咸通”两个纪年信息，且“元和”至少出现3次，“咸通”则至少出现5次。

○　石刻所在的河道石壁

○　潭蓬运河河道石壁上的石刻

○　潭蓬运河石刻及其拓片

○　潭蓬运河石刻及其拓片

○　潭蓬运河石刻及其拓片

关于这些石刻内容，笔者在自己主编的《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研究》一书中，撰有题为《潭蓬运河石刻新考》的论文进行了专门论述。就“元和”年号而言，普遍认为中国、日本、越南在历史上均有使用。中国的“元和”年号有东汉章帝和唐宪宗使用过，“元和三年”分别对应公元86年和公元808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元和三年”为公元1617年；越南黎庄宗“元和三年”为公元1534年。鉴于日本、越南的“元和”年号相当于中国的明代晚期，而此时潭蓬运河所在的江山半岛并无易手他人，因此，作为与运河开凿时间信息紧密相关的石刻纪年内容，所指断然不是日本、越南的“元和”。至于中国的“元和”是指向东汉章帝时期还是唐宪宗时期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目前缺乏东汉时期的文献、实物支撑，而唐代相关证据较为丰富，且柳宗元在为曾任安南都护的张舟写墓志铭时提及其开凿运河之事，而张舟任职安南时间恰好又是唐代元和年间，与石刻中“元和三年”信息吻合，此外，在第⑦处石刻中，除“元和三”字样外另有一清晰人物头像，其冠似唐代幞头。综合这些实物、信息证据考虑，石刻中的“元和三年”应为唐宪宗元和三年即公元808年。就“咸通”而言，为唐代年号当是无可争议，这与多部古籍中关于静海军节度使高骈于唐咸通年间开凿天威遥的记载相吻合。因此，潭蓬运河现存石刻文字中明确提到的两个纪年年号均属于唐代。基于以上多角度分析，笔者认为潭蓬运河始凿年代推断为唐代应较为客观、科学，而关于马援于东汉时期尝试开凿的观点还需要寻找更多、更有力的证据。

（二）开凿用时

潭蓬运河现存石刻中有“元和三年作”“咸通九年三月七日　下手”等内容，应是运河开工或某段施工的时间记录。两处石刻所处位置相距仅约两三米，但时间间隔却有60年。开凿此段运河需要如此费时？显然不是。笔者认为，“元和三年”为安南都护张舟开凿记录，“咸通九年”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开凿记录。“元和”“咸通”两个时间所记录的开凿运河事宜应是一种前后承接关系。第⑥处石刻中同时出现“咸通”“元”等字样，虽因字面石块有脱落而无法获知准确信息，但此处石刻疑似在解释“元和”与“咸通”的关系，当为咸通年间刻写。因此，可推断张舟在元和三年时应开凿至第⑥⑦处石刻附近后停工，六十年后高骈从此处继续开凿。也就是说，60年是两位都护（节度使）开凿运河的时间间隔，而不是真正用时。

关于潭蓬运河的开凿用时问题，柳宗元在为张舟所写的墓志铭中并未提及，因此我们对其组织开凿的具体时长不得而知；而关于高骈组织开凿花费的时间，古籍中有多个记载或信息线索。例如，《旧唐书》记载：“八年……三月，安南高骈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险，巨石梗途，令工人开凿讫，漕船无滞者。’降诏褒之。”依此记载，高骈当是在此奏书之前即咸通八年（867年）三月以前完成了潭蓬运河的开凿。而《天威径新凿海派碑》则载：“自咸通九年四月五日起手……至其年九月十五日毕工。”对比此两处记载，可发现其对于高骈组织开凿运河的具体时间在记录上有出入。前者为咸通八年（867年）三月以前完工，后者为咸通九年（868年）四月至九月施工。就这两个时间而言，笔者认为，高骈于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才收复安南，此时他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和抚平安南创伤，以及正如史书记载的忙着“筑安南城”，来不及也不可能于三个月内（即咸通八年三月前）完成潭蓬运河的开凿，因此，《旧唐书》所载的时间有误。然而，《天威径新凿海派碑》中关于施工时间的记载即“自咸通九年四月五日起手”与潭蓬运河现存石刻中“咸通九年三月七日下手”等内容也有20多天的时间出入，具体哪个更为精确？笔者倾向于现存石刻信息即咸通九年三月七日为高骈开凿潭蓬运河的确切时间。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潭蓬运河现存石刻中出现有两处“三月七日”的清晰记载，不同地点重复出现的时间记录当可信；其二，石刻处于施工现场，为当年当事人现场记录所留，信息错误的可能性小。而碑记则经“他人”所传、所书，且运河开凿与碑文撰写之间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具有回忆性质，差错可能性较大。

○　运河两岸山坡上堆积着运河开凿时产生的碎石

回到潭蓬运河的开凿用时问题，按照《天威径新凿海派碑》记载的“四月五日起手”到“九月十五日毕工”共历时5个多月，算上可能存在的起止时间误差，高骈组织的潭蓬运河开凿用时为5～6个月。这个数据是否可信，我们可以通过现存潭蓬运河的基本数据来计算、比对。潭蓬运河现存河道约1.5公里（原长约2公里），笔者在其中选取了10个点采集开挖数据，并按9段计算要形成现存的1558米河道需开挖的石方、土方量。所选点自东向西分别是：东段口及距离东段口87米处、106米处、127米处、156米处、217米处、290米处、441米处、492米处、1558米处等10处，选点综合考虑运河河道地形地貌、河道环境变化以及数据测量工作便利等情况，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代表性，选点的分布总体倾向于密集，第九处至第十处间隔较大是因为两处之间的运河河道被水库淹没，只能取首尾数据。依照10个点的数据计算，现存潭蓬运河河道为1558米长，开挖石、土总量大约是89 189方（其中，东段90%左右为石方，仅表层为土质，开凿难度最大；中段起石、土质约各占一半），加之运河两端原有已消失河道（以600米计）的约30 000方的土石量，整条潭蓬运河开挖总量约为119 189方。防城港市博物馆2017年3—4月对运河东段石刻密集区一小段河道进行清理，清理因坍塌进入运河河道的石、土约150方，平均每天有7名工人施工，共35天完成。按此计算，平均每人每天清理约0.6方土石。当然，出于对地下可能存在文物进行保护的考虑，清理工作未能按一般施工施展。但是实际施工中，所花费的人力、时间主要用在清理因坍塌埋入运河河道的巨石，其清理难度应与开凿无异，且使用的现代工具较之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肯定是更为先进，以此或可弥补清理工作中制约进度的因素。从此种角度上说，可以以上述提到的每人每天0.6方土石开挖量来估算整条运河的开挖用时（显然，遇到土质山体时，每人每天开挖量可能数倍或十数倍于此数，但遇石质山体时，每人每天可开挖量或亦低于此数，甚至是“无功而返”，而潭蓬运河所经之地又尤以石质山体为主）。而根据《天威径新凿海派碑》记载：“遂命摄长吏林讽、湖南军都将馀存古等，部领本将兵士并水手等一千余人，往天威径而疏凿之”的记载，参与开凿人数“一千余人”则暂以整数1000名计算，如此，完成整条潭蓬运河的开凿需190多天即6个多月的时间。此时间未考虑天气等自然因素对施工的影响，按照文献记载，高骈所组织开凿运河的时间恰逢北部湾地区的雨季，因此，历时可能会比以上估计超出1～2个月时间。当然，在高骈之前，已有包括张舟在内的“三都护”进行过部分河段的开凿，完成了一些工程量。由此，关于高骈组织开凿潭蓬运河大致历时5～6个月的记载当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