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湾及周边地区商贸发展新需求

今北部湾地区自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之后，伴随着历代王朝的经营开发，大量中原移民南下，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加速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至汉代，涌现出了合浦、徐闻等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繁华的港口城市。具体情况此前已有介绍，在此不再重述。汉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的东移，北部湾地区的港口逐渐衰落。由此，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步伐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虽然港口的地位下降，但北部湾地区依旧拥有当时中国通往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航线。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开发和发展，北部湾地区已经从单纯的货物中转、集散地发展成为部分对外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即培育形成了自己的商贸业，孕育出了区域市场及对外出口商品的生产能力，一些重要遗存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一是自广东雷州半岛至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至今遗存多处隋唐时代的瓷窑遗址群。例如，今广东省雷州市的余下村古窑址（唐代，主要烧制碗、碟、盘、盂等瓷器），廉江市营仔镇窑头村古窑址（唐宋时期，主要烧制碗、碟、杯、罐、盆、釜、壶、瓶、盏等瓷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英罗窑群遗址（隋唐时期，烧造产品以带耳罐、碗等瓷器为主），北海晚姑娘窑址群遗址（隋唐时期，烧造产品以瓷碗、四耳罐为主），钦州母鸡坑古窑址（隋唐时期，烧制多系罐、碗、钵、盆、盂、带流罐等），钦州潭池岭古窑址（隋唐时期，烧制碗、盆、钵、缸、杯、壶等瓷器）。这些古窑场基本都处在海边，沿海岸线分布，当是考虑到便于海上运输，其主要市场应该是海外。而在今中国海岸线最西端，也是古代船只经北部湾海域进入东南亚必经之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部分海域及沿岸海滩，近年陆续有较大数量的唐代瓷器、残件标本出水。例如，在洲尾贸易场遗址、防城江流域、潭蓬运河河道就有类似合浦英罗窑、北海晚姑娘窑烧制的以刮釉泥团垫烧为特征的唐代青瓷器物出土出水，而相关研究显示，这类青瓷器在越南也有出土，当是彼时海外贸易遗存之物。这些发现证明了北部湾青瓷的海外传播的事实，也演示了线路，是北部湾窑场产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之一。

二是大致始于唐代，延续至元末明初的洲尾贸易场的存在。该贸易场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企沙半岛上，目前发现有码头、市场遗迹，出土了唐代至明初的各类瓷器及钱币等文物。该贸易场的存在是北部湾地区海外贸易发展的直接证据。关于此贸易场下文另有章节讨论，在此暂不赘述。

鉴于以上，至唐代，北部湾地区的商贸发展，特别是基于贸易产品生产能力和区域贸易市场形成而带来的海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更便捷、安全的航线，对于北部湾海上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

○　2018年3月笔者在雷州半岛调查学习时所见到的青瓷器

○　2018年3月笔者在雷州半岛调查学习时发现的青瓷器

○　北海晚姑娘窑青瓷碗残片

○　合浦英罗窑青瓷碗残片

○　洲尾贸易场出土的青瓷碗底残片

○　潭蓬运河出土的青瓷碗

○　越南出土的青瓷碗（图片来源于《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注释】

[1]《越绝书》卷八，第2页。

[2]梁旭达、陈梧生、李俊康：《丝路古港：从合浦起航》，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3]〔汉〕刘安及其门客：《淮南子·内篇》卷十八《人间训》。

[4]《壮族简史》编写组，《壮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壮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5]〔汉〕刘安及其门客：《淮南子·内篇》卷十八《人间训》。

[6]岳南：《越国之殇：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9页。

[7]岳南：《越国之殇：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70页。

[8]〔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七·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宦者，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857页。

[9]岳南：《越国之殇：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6页。

[10]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11]国家文物局：《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12]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13]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14]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15]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16]〔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十三·志第三十三·地理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3-1154页。

[17]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52-353页。

[18]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

[19]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7-39页。

[20]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

[21]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载《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第24页。

[22]谢崇安：《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16页。

[23]申友良：《南海丝绸之路第一港——徐闻港》，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75页。

[24]〔清〕董诰等：《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42页。(www.xing528.com)

[25]邓端本：《唐代广州的海外交通》，载《广州研究》，1982年，第55页。

[26]数据摘引自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载《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第23页。

[2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12-1749页。

[2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54页。

[29]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49页。

[30]粟美玲：《略论唐代安南都护府的设置及历史作用》，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132页。

[3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9页。

[32]〔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3页。

[33]〔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4页。

[34]〔清〕盛庆绂：《越南地舆图说》卷二，第26页。

[35]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载《学术论坛》，1983年，第78页。

[36]〔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3页。

[3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24页。

[38]杨希义：《唐代行交州海门镇所在方位考辨》，载《学术论坛》，1983年，第79页。

[39]〔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45页。

[40]陈国保：《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8卷第1期，第117页。

[4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26页。

[42]〔宋〕欧阳修、宋祁等著：《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4页。

[4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1页。

[4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03页。

[45]〔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4页。

[4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9页。

[4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4-8235页。

[4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7页。

[4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8页。

[50]傅飞岚：《“高王”镇守安南及唐末藩镇割据之兴起》，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5年，第21页。

[5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9页。

[5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26页。

[53]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58-359页。

[54]〔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3页。

[55]〔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18页。

[56]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57]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防城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大事记》第3页。

[58]庞卫东：《三国交州与广州分治述考》，载《山西档案》，2016年第3期，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