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失陷掀起了唐王朝边境危机的一个高潮，其失守为诸多因素综合所致。其中，镇守官员的暴政及不当的军事部署是引爆早已升温的各类矛盾的直接原因。例如，李琢以斗盐“买蛮牛”、无端杀害洞蛮酋长等行为引发了安南民变。与此同时，其又撤掉在林西原即安南西北边境戍边的六千名“防冬军”，转而由七绾洞首领李由独等率土著子弟兵独自防御，“仅仅依靠当地部族兵力防守，致其首领李由独孤立无援而生弃唐之心，加之南诏百般诱引，并与之结成姻亲之家，李由独因此背唐而投奔南诏，从安南都护府的前卫将帅变成南诏侵犯安南的先锋”[40]……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为南诏全面进犯安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安南全面失陷后，唐王朝迅速反应，“诏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41]，急速调兵集结邕州和海门镇，坚持先稳住岭南西道其余各管，再图收复安南的策略。而咸通四年（863年）正值南诏寇左、右江，进逼邕州之时，岭南西道节度使郑愚“自陈非将帅才”请辞，唐王朝让康承训接任，“会康承训自义成来朝，乃授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鄂兵万人从之。承训辞兵寡，乃大兴诸道兵五万往”[42]。同年六月，在海门镇先置行交州，后改安南都护府，“调山东兵万人”增防，由容管经略使张茵统帅，至咸通五年（864年）海门镇驻军增加到两万五千人，张茵兼领“交州事”。同年，岭南西道新任节度使康承训抵达邕州，后遇南诏六万军队攻打而率军迎战，首战遭到重创，“敌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至，得免”[43]。此后，因将士献策实施夜袭南诏军营，邕州之围暂解。此役之后，因康承训奖赏不公，受赏者“皆承训子弟亲昵，烧营将校不迁一级”而引起公愤并被人传至唐朝廷，康承训惧怕而“累表辞疾”，后由镇守海门镇的容管经略使张茵接任岭南西道节度使。但因张茵久不敢进军取安南，丞相夏侯孜推荐骁卫将军高骈代之，“悉以兵授高骈”。由此，高骈成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全权负责收复安南事宜。
高骈出身名门，“家世仕禁军”，自幼文武兼修、颇具才名，在西北与党项、吐蕃等部族交战中屡建奇功，战绩卓著，深受唐懿宗喜爱和器重，为唐王朝中晚期名将，其奉旨南征前为秦州刺史兼经略使。自南诏攻陷安南一年有余，唐王朝虽急速调兵遣将、积极应对，但“自是累年亟命将帅，未能收复”[44]，安南失陷时间拖延，一方面使唐王朝边境之患久悬未决，既伤体面，又可能引爆其他危机；另一方面，从诸道调集而来的各路兵马久驻邕州、海门镇等地，粮饷军费开支过大，且部分军士尤其是北方军士不服岭南水土，易染疾病，存在非战斗减员现象，造成军心涣散，等等。因此，唐王朝急需以一场胜利平息诸多问题。在此情形下，新任安南都护高骈到任后立即出兵已势在必行。而咸通六年（865年）七月高骈到任后，因察觉监军李维周等官员长于相互倾轧，恐受其害，而按兵海门不动。在得到李维周“应援”的承诺之后，高骈正式从海门镇发兵。
至于高骈从海门镇发兵后首站前往何地，即其收复安南的行军线路问题，在史书上有不同记载。按照《新唐书》“骈以选士五千渡江，败林邑兵于邕州，击南诏龙州屯，蛮酋烧赀畜走”[45]所载，高骈从海门镇发兵先是攻打在邕州的“林邑兵”，而后转向安南交州的龙编。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邕州为何有林邑兵？其二，为何从海门镇出兵北上邕州？关于第一个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后号环王，与中国久绝。刘昫但见南蛮则谓之林邑，误也。”结合史书没有南诏联合林邑共犯邕州的记载，笔者倾向于此为刘昫之误，本意应指南诏兵。至于高骈挥师北上邕州问题，如从解除邕州之困的角度倒可理解，如是，海门镇距离邕州不远，溯南流江而上后再经短途陆路即达邕州，此线路符合常理，也符合“渡江”之说。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早在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围困邕州的南诏兵已被击退，且“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即南诏深知邕州历经数次洗劫，早已城空民贫，故不再进犯。因而，至高骈海门镇发兵之时，邕州应无围城之忧。如此，进军邕州之说也应是误载。而根据《旧唐书》：“是岁秋，高骈自海门进军破蛮军，收复安南府”[46]的记载，当是从海门镇拔营登舟后直奔安南去，收复了安南的局部地区才可能有“收复安南”的记载。而《资治通鉴》中“骈以五千人先济，约维周发兵应援；骈既行，维周拥余众，不发一卒以继之。九月，骈至南定，峰州蛮众近五万，方获田，骈掩击，大破之，收其所获以食军”[47]的记载，则明确指出高骈自海门镇发兵后到达安南南定、峰州等地，并大败南诏军的过程。这与《旧唐书》等记录相吻合，进军路线也符合常理，应可信。即高骈海门镇发兵的首站目的地就直指安南境内，应是从今广西合浦跨越北部湾抵达当时的武安州即今越南海防附近港口，再溯江而上进入交州地界，而非“败林邑兵于邕州”。(www.xing528.com)
按《资治通鉴》等的记载，正如高骈进军之前所担忧的，李维周在其后“不发一卒以继之”，使得进入安南的唐军孤军深入，但得益于高骈的正确指挥，经过在南定及周边地区对南诏军的一些战斗后，夺得了军需补给。至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监陈敕使韦仲宰率七千人马至峰州与高骈会合，有效补充了唐王朝收复安南的军事力量。此后，高骈更为积极地率军进攻驻守安南的南诏军队，并“屡破之”，连续获得系列胜利，但“捷奏至海门，李维周皆匿之，数月无声问”[48]。由此出现了因高骈在安南获胜消息传不到唐朝廷，唐懿宗误信李维周关于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的奏言，而下旨由王宴权取代高骈“镇安南”。此时，高骈并未知情，全力进攻南诏驻安南守军，并“大破南诏蛮于交趾，杀获甚众，遂围交趾城”。得知朝廷另派人接替自己后，高骈一方面暗中派出亲信轻舟快马入京将安南大捷奏报朝廷；另一方面将前线指挥交给韦仲宰，自己北归入朝准备自辩清白。而待其行至海门镇，“上得奏，大喜，即加骈检校工部尚书，复镇安南”[49]。由此，高骈以实实在在的军功解除了李维周长期蓄谋的隐患，继而从海门镇折返战场，全力攻克交趾城。“高骈不单斩杀蛮将，更斩敌首三万级——以一种暴烈的行动宣示着唐军战胜入寇的南诏。”[50]在南诏败退后，高骈又陆续破依附南诏的“土蛮”诸洞，收复安南。“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51]即高骈收复安南，结束了自大中八年（854年）起安南十多年的动荡，暂时解除了唐王朝最南端的边疆危机。
高骈成功收复安南，除其个人军事才干外，还有着诸多重要因素的综合。其一，亦是最为重要的，唐虽衰落，却仍然保存有较强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从安南失陷之初唐王朝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各道数万军队分守邕州与海门镇，并通过湘漓水道及福、广海路调拨运输各地粮草以供军需等，可见其虽衰落但余力犹强，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高骈战胜南诏、收复安南的基础。其二，南诏军队攻陷安南后，大肆掠夺而少有抚恤安民之举，“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具体数据或有夸大，但可见其触目惊心，笔者注）”[52]，其血腥统治引起安南民众不满，由此对唐军收复失地的期待和呼吁日渐高涨，唐王朝收复安南成为“有道”伐“无道”的顺应潮流和民意的正义之举，获得广泛支持。其三，唐王朝的坚决态度和恰当策略是成功收复安南的关键。唐王朝曾经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至其中后期虽走向衰落，但“大唐盛世”造就的强大自信和勃勃野心仍存，加之“天朝一统”、“华夷”观等影响，收复安南事关唐王朝威严与体面。此外，如前所述，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危机四起，安南失陷这个边疆危机即是诸多危机的表现之一，也是可能触发其他危机升级、扩散的重要诱因，解决不好可能引爆更大问题。因此，对于收复安南，唐王朝庙堂上下、朝野内外认识高度一致，态度异常坚决。与此同时，在安南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强化地方管理和加强防御力量，唐王朝将岭南道一分为二，即岭南东道、岭南西道。安南都护府与邕管、桂管、容管等同属岭南西道管辖。在安南全面失陷后，又采取了重兵分守，先保岭南西道不失，再图收复安南，以及“以江西为镇南军，募疆驽二万建节度”即设立藩镇以就近解决兵力补充和后援问题等诸多正确策略，为日后收复安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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