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安南局势：唐帝国统治危机与南诏进犯

唐武德五年（622年），隋朝交趾太守丘和领交趾郡归顺唐朝，唐改交趾郡为交州总管府，武德七年又改为交州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交州都督府归岭南道管辖，至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与广州、邕州、桂州、容州一道为岭南“五管”，继续属岭南道管辖，从此便有“安南”之称。安南之称虽始于此，但其故地早在秦攻打岭南、统一百越时纳入秦帝国版图，而后沿袭。自秦起至唐，中原王朝对包括交趾（安南）在内的岭南地区实行了“以其故俗治”的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既解决了国家暂时无法派出大量人、财、物力治理边疆的问题，也缓和了突如其来的不同民族大范围接触以及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而随着郡县制度的设立、中央委派官员的到任以及中原移民的逐步进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例如冶铁、牛耕、水利灌溉等技术的传入，较大促进了安南地区的开发。而该地区原本就有适合农业发展的广袤而肥沃的平原，海洋、海岸资源丰富等优良自然条件，加之，郡县制度实施后该地区进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社会虽偶有动荡却较之以往更加稳定、和平，因此，获得了快步发展。以古代衡量国家和地区实力的重要指标——人口数量为例，西汉时期“南海郡有19 613户，94 253人；郁林郡有12 415户，71 162人；苍梧郡有24 379户，146 160人；交趾郡有92 440户，746 237人；合浦郡有15 389户，78 985人；九真郡有35 743户，166 013人；日南郡有15 460户，69 485人”^[26]。交趾地区户数、人口总数排在邻近区域各郡之首，可窥见其较快的发展状况。而到了唐代，岭南五管治所中“广州……天宝领县十三，户四万两千二百三十五。桂州……天宝领户一万七千五百，口七万一千一十八。邕州……天宝后，户两千八百九十三，口七千三百二。容州……天宝后，领县五，户四千九百七十，口一万七千八十七。安南府……天宝领县七，户两万四千两百三十，口九万九千六百五十二”^[27]，此组数据应仅仅是五管治所所在地的州、府人口，而非其全部辖区人口总数，例如，邕管、容管各辖十州，其人数总量不可能仅有以上记载的数千、万余人。而从这个记录中岭南五管州（府）治所人口可知，到唐代，随着广州的迅速崛起，安南府人口虽退居其次，但在五管中仍居前列，可见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它依旧是唐王朝南方区域中繁华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之一。

安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体现在其海外贸易上。今越南是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秦、汉帝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和前沿，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推动了这个地区的对外贸易。根据《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的说法，可知汉代日南港已然十分重要，其与合浦、徐闻等港之间的航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经典航线。《后汉书·西域传》也有相关文字：“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中“日南”即上文所述之日南港。而根据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28]，可知唐代安南的海外贸易已十分繁荣。“汉唐时期，经由交趾的沿海航道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之间使节的往来一直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时期的安南地区堪称南海国际贸易和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29]显然，到唐代，安南已成为唐帝国较为富庶和商贸特别是外贸活跃、繁荣的地区之一，具有重要的区位和战略地位。(www.xing528.com)

不可否认，唐代较为宽松、开明的民族政策、边疆政策有力地保障了安南地区的总体稳定和持续发展。但至中后期，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及朝局的混乱，许多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显现并不断激化，由于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及地方豪族纷争等各种因素综合，至中晚唐，安南局势一度动荡：“安南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唐中期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各族人民多次起义反抗唐朝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奴役和剥削……元和十四年（819年）都护李象古‘以贪纵苛刻失众心’，安南人民‘陷都护府，杀都护李象古’。大中十二年（858年）都护李琢‘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终激起民变……安南首领梅玄成叛，自称‘黑帝’，与林邑、真腊国通谋，陷安南府。”^[30]除此以外，唐王朝驻军的叛乱也时有发生。这些动荡中，对于唐帝国在此地区统治形成最大威胁的当属南诏的进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局面日兴，内忧外患交织使得唐王朝无力顾及边疆防御。恰此，南诏兴起，并利用吐蕃与唐之间长期战争消耗之机，发展壮大自己。在天宝年间击败唐军进攻之后，南诏开始了对唐王朝包括安南地区在内的多地进犯。其中，元和十一年（816年），南诏出兵袭击安南都护府，开始了对唐朝南部边疆的侵扰。但是，出于对唐实力尚存的惧怕和其重点目标在于西川等原因，南诏此后对安南多为试探性地进犯，并无太大规模用兵。例如，太和七年（833年）三月，“安南奏：蛮寇寇当管金龙州，当管生獠国、赤珠落国同出兵击蛮，败之”^[31]，从此记载中进犯及击退用时短，唐王朝只用驻军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配合，并无向邕管、桂管等周边调兵等信息可知南诏用兵规模较小。然而，自大中年间李琢担任安南都护，倒行逆施诸多暴政之后，引起了安南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最终导致内乱及边疆离心。南诏乘机拉拢利诱安南各羁縻州首领，最终出现了安南土著“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拉开了南诏与唐帝国在安南的大规模拉锯式军事争夺，至咸通四年（863年）南诏再次攻陷交趾城，陆续占领安南全境并挥军北上欲进犯邕州，唐军退守岭南。至此，唐王朝在安南的统治危机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