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统一岭南将百越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之后，包括北部湾在内的岭南地区得到了新的开发与经营，经济社会获得了较大发展。大约至汉代，与岭南地区持续开发和航海事业快速发展互为因果，涌现了诸如合浦港、徐闻港、广州港等一批重要港口及港口城市。
（一）合浦港
合浦港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为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新设九郡之一的合浦郡航运港口。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古代社会，建设港口首要考虑的是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条件。合浦位于中国海岸线西南端，濒临北部湾，背靠桂南南流江流域的广阔丘陵、平原地区，有古代船舶随处可停靠的深水湾，有多处山脉延伸入海形成的半月湾避风点，有水量丰富、流程长、流域面积广并连通多条广西主要江河的南流江流经，具备深水、避风及周边水路发达便于货物集散等天然良港的基本条件。合浦郡设立后，合浦港逐步崛起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合浦是汉王朝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和水路交通枢纽。秦始皇攻打岭南时修筑了灵渠，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使水路运输畅通无阻。从合浦溯南流江而上，经北流河与南流江的分水坳——桂门关，进入北流河，连接西江后，一路可溯桂江而上，过灵渠，沿湘江进入长江水域；另一路也可溯贺江而上，再走陆路，沿零陵峤道翻越萌渚岭，然后与中原沟通。海路向东，沿岸至东南沿海的航运也很发达。”[18]
古籍中关于汉代合浦港的记载较多，其中，颇为著名的是《汉书·地理志》中“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的记载，而后相关转述、记载亦不绝于书。从考古发现来看，现合浦县城及周边地区“地表上现存封土堆1056个，估算地下墓葬的埋藏量有近万座，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好的大型墓葬群之一……迄今发掘的墓葬数量已超过1200座，以汉墓居多，少部分为三国墓、晋墓和南朝墓”[19]。从墓葬数量，我们可想象当时合浦港及城市的规模与繁华。而从已发掘墓葬的出土文物来看，来自非洲的象牙、中东地区的波斯陶壶、印度和东南亚的玻璃器以及各类宝石制品、香料等，既印证了古籍记载中远至印度半岛南端的海外贸易航线的存在及合浦港的繁华景象，也可窥见当时的贸易重点。而从合浦港溯南流江北上可达的今广西贵港、梧州等地及从合浦港沿海岸线东进而至的徐闻、广州，均有大量来自海上丝绸之路同时期相近似的文物出土，“向北的内河航线，特别是相邻的郁林郡和苍梧郡，即现贵港市和梧州市一带……水路交通发达，为合浦港向内陆辐射的主要节点。在这两地发现了众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沿海路向东，同属于合浦郡的徐闻县东汉墓中出土包括琥珀、玻璃……其中青金石的产地在今阿富汗一带，国内发现极少。再往前，合浦出土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珠饰在广州汉墓中几乎都有发现”[20]。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浦港对于内陆沿江地区和周边沿海港口的辐射力和关联度——它是当时今广西内陆及西南地区江海联运的物资运输大动脉，也是汉代中国南方与今东南亚地区海上往来的中枢港，更是我国早期的主要海外贸易港。汉代以后至魏晋，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心港东移至广州之后，合浦港逐渐衰落。
（二）徐闻港
徐闻港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其于汉代与合浦、高凉、临允、朱卢等县同属合浦郡管辖。诸多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徐闻与合浦、日南等港一道是汉代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南方与今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
关于该港口的繁荣景象，除前文多次转引的《汉书·地理志》等诸多古籍有描述外，由唐代李吉甫所撰写的《元和郡县志》亦有详细记载：“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日：欲拔贫，诣徐闻。”即汉代在徐闻设置官员兼领军政和管理贸易（1990年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出土的“万岁”瓦当等建筑构件反映了具有较高级别的官方机构的存在），表明了海外贸易的官办或官参性质；徐闻及周边设有专门货场，日常囤积有丰富物资以备贸易，说明了贸易规模的巨大及货物集散地的性质；而“欲拔穷，诣徐闻”的谚语更直接反映了徐闻商贸的兴旺发达和民间的参与性，“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徐闻不仅是朝廷派遣的译长及应募者下海发舶的地方，也是中外海商从事私人贸易的地方”[21]。相较邻近的合浦港，徐闻并无四通八达、可连接中原地区的便利内河交通，亦无广阔富饶的内陆腹地作支撑，而其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汉代船舶制造与航海能力等条件有限，从番禺出发往今东南亚地区的船只尚不具备直航南海的能力，同时，经过海南岛东部南下又得面临以凶险著称、自古有“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之说的七洲洋，因此，需要沿着海岸线西行经北部湾而达。徐闻处在广东雷州半岛南端，既是番禺及自东而来船只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的必经之地，也是番禺至合浦港漫长航线途中合适的补给、避风点。(www.xing528.com)
其二，汉代航海对于季风的利用规律使得扼守琼州海峡的徐闻具有成为中转港口的机会。“今考古资料中，东汉铜镜见有帆船主题纹饰，汉马融《广成颂》曰‘张云帆，施蜺帱’，皆证汉代帆船很普遍。三国《吴时外国传》又曰‘从加那调州乘大泊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三国离汉代不远，且《汉书·地理志》已记载了中国商船从岭南徐闻、合浦诸港驶往西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史迹，因此，汉代人在与西方人进行海上交通时，最迟在东汉时期，就应当掌握了利用季风作远洋航行的技术。”[22]利用季风往来需要等待合适时节，一般而言，从今中国南方沿海前往东南亚地区多选择秋冬季节即刮东北季风季节，返程则多在春夏即盛行西南季风之时，顺风向和海流而行，航行事半功倍。以从番禺起航到今东南亚地区为例，如待季风起后，才从番禺起航西行，一则会错过利用季风的最好时间；二则即便赶上，在季风期经琼州海峡存在被牵引偏离航道，卷入被周去非称为“三合流”的大洋之中，从而面临有风尚存“一息”生机，无风船只“必瓦解于三流之中”的危险，显然不合适。东北季风起后从徐闻出发也面临相似的危险和困境。因此，在东北季风起时，需要在琼州海峡以西的一个港口起航方可解决问题，这一港口也就是合浦港。但是从番禺及东部沿海到合浦港有一定距离，其间要途经风向多变、海流复杂且时有鲨鱼等大体形攻击性鱼类出没的高度危险的琼州海峡，因此，急需一个港口以供船只避险、修整、补给。而徐闻位于琼州海峡西口，背靠雷州半岛，有避风点、深水湾和淡水河流等等港口必备的优良条件。
其三，有番禺这个区域性的经济大都会的辐射和推动。作为秦南海郡郡治、南越国国都的番禺，经过数代人的开发，尤其是经过南越国90余年的经营之后，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繁华的大都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九大都会，番禺就在其中。番禺商贸的发达以及从入海的珠江口溯流而上，进西江、桂江、漓江，转灵渠，过湘江入长江水系，实现与中原地区连接的便捷内陆水运通道，使得全国各类商品聚集，番禺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商品集散地。然而，“晋代以前，广州（即原番禺，笔者注）未能直接与海外通航，仍需要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作为中转港口，才能实现自己的功能。这些中转港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广州的外港。而位于广州与琼州海峡之间的徐闻港，一有雷州湾众多岛屿作为屏障，二有南渡河横贯，三是附近已有了一定的开发基础。这样就使得徐闻港可以被选择作为一个港区，实现与番禺之间的海上或陆上往来”[23]。
从以上徐闻成港的原因分析可发现，其因区位特点、自身条件及周边因素的综合，成为汉代我国南方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它既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具有浓厚的途经中转港性质。大约至晋代番禺港崛起之后，徐闻港与合浦港一道逐渐被取代，走向衰落。
（三）广州港
广州即古之番禺，作为岭南地区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又具有海洋区位优势，自秦汉起就是外国商船来往中国贸易的目标港之一，至晋代以后，尤其是“广州通海夷道”开通后，从广州可直航海外，因此取代了合浦、徐闻诸港地位，成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唐代经“贞观”“开元”之治后，国势强盛，一度开创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有唐一代，对外交往政策较为包容、宽松，对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例如，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还特地颁发旨在保护外商的谕旨：“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24]，因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活跃、繁华。此时的广州港除了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开通外，还设立有中国最早专门管理对外海上贸易的市舶使，还有由张九龄主持开凿的打通江西与广州之间陆路交通瓶颈的“大庾岭道”等，广州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和全国外贸中心。根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广州港输出的主要是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铁器、纸张等，输入的主要有香料、犀角、象牙等奇珍异宝，亚、非、欧数十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商人参与，“大历五年（770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后的一年，海舶岁至四千余艘。按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张星烺的考证，广州港一年有八十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25]。
大约宋末至元代，随着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港的崛起，广州作为中国第一大港和海外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被取代，居于其次。但至明清实施海禁之后直至鸦片战争前，广州港作为全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重新走向辉煌，其外贸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超出唐宋时期，是名副其实经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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