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有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即指自东而西大概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及越南北部地区为百越之地，这个在古籍记载中以“百越”“百粤”或“越人”泛称的族群，其生存环境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沿海而居。当然，也有部分分散于云贵地区及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的越人，但他们基本上也是临江河而居，正如越王勾践关于其民“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1]的描述。这个依水谋生，以水为伴，“陆事寡而水事众”的族群较早就掌握了成熟的船舶制造和江海航行技术，很长历史时期内是我国先进航海水平的掌握者，也是早期向海外进行航海探索的主要人群。现存古籍中关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水军，秦汉之际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南越国、三国时期孙吴对于南海的开发等记载，说明了越人地区或主要依靠越人力量的王国航海事业的发达。从现存文物来看，浙江宁坡出土的战国时期羽人竞渡纹铜钺，广西西林、贵港等地出土的多面汉代羽人竞舟纹铜鼓等大量文物也进一步反映了船舶及水上航行在古代越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先秦时期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即为百越族群中的骆越故地。宋代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中所记载五种“钦民”之一的“土人”即“自昔骆越种类也”。骆越人曾参与创造出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等璀璨文明，除具有“断发文身”“巢居”等越人共性风俗外，也具有百越各族群源于临海沿江而居这一相近生存环境而普遍“善舟”的群体技能和传统，以舟代行的北部湾地区古越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近年来，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镇群众在茅岭江及周边支流抽沙作业中陆续发现有战国时期靴形铜钺出水，其中，有14件被征集收藏于防城港市博物馆。靴形铜钺被普遍认为是南方百越族群所特有，具有鲜明的区域和人群特点，在我国的两广、云贵、东南沿海地区及越南东山文化区均有出土，其出土分布范围基本上与古代百越族群活动区域吻合。根据《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记载，在1950年至1990年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贺州、恭城、平乐等地都曾出土靴形铜钺。而今防城港出水此类文物，一方面进一步说明该区域的百越文化特征；另一方面，防城港靴形铜钺出水地茅岭江起源于钦州市境内，流经防城港茅岭镇入海，沿江北上可借助周边发达水系与内陆相沟通，沿江南下入海则可至越南等今东南亚国家和更远地区，在这样的江河入海口附近河段出水靴形铜钺，说明至少早在战国时期，防城港地区已经利用江海交通并开辟了通江达海的航线。
就广西以上地区所发现的靴形铜钺而言，除在防城港为出水文物外，其余地区多为墓葬类出土文物，从这方面看靴形铜钺的传播似乎跟水路航线无关，但仔细观察可发现，象州、贺州、恭城、平乐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均有大江大河，其水系十分发达又轻易相互连通。而在森林密布、山峦重叠，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广西，既有“以舟代行”的传统，又有四通八达的江河水系，水路航行较之陆路交通自然更为便捷。从这一角度来说，靴形铜钺文化的传播又很有可能通过水路进行。按此思路，便易于理解广西有较大江河流经的内陆地区、北部湾地区及亦处沿海的越南东山文化区都出土出水靴形铜钺的文化现象。当然，靴形铜钺是否真的通过水路航行传播仍需更多证据以及更为系统的论证，但此可能性极大。而近年于防城港市江河入海口附近河段发现的靴形铜钺，应为古人水上活动所遗失的存留之物，其出水次数和数量较多，当是较为频繁或有一定规模的水路航行所遗留。靴形铜钺的发现是北部湾地区骆越人开展江海航行活动及开辟内河通海航线的直接证据。但是，先秦时期尚处部落联盟或方国时期的骆越人受各种条件所限，其所开展的水上航行尤其是海上航线的探索应是自发、零散、缓慢，缺乏系统组织和强大财力、物力、人力支撑的活动，其结果是纵横交错地开辟了零散航线。“事实上在远古时代，北部湾海域的土著民族就进行过早期的航海活动，只不过它是属于小规模的、分散的民间行为。”[2](www.xing528.com)
○ 茅岭江及周边支流出水的靴形铜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