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对于以高骈为代表的唐代安南守臣疏通“安南与邕、广”海路之事,古籍多有记载,但限于古籍记录的简略,单按照其中笼统而无可参考地名的记载,要寻找运河的具体位置,确属难题。当然,就此问题,前人已经有过研究并形成了包括“防城港说”“合浦说”“博白说”等一些推论,但总体而言,目前多数专家学者比较倾向于高骈及其前任所开凿在史书中有多个名称的运河,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潭蓬运河,笔者亦持此观点。
(一)从古籍记载所得关于潭蓬运河的推断
1.运河所处位置为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
关于运河所在位置,古籍无确切记载,只提到运河是为疏浚“海路”而开凿,至于这个“海路”所处航线则较多提到“交广”,也有提及“安南与邕、广”的。关于“交广”航线,有经海南岛的南海航线和北部湾沿岸等两条,笔者在前文已作分析,当指后者,而“安南与邕、广”海路也只有北部湾一条航线。也就是说,古籍记载中的天威遥(径、泾)所在的无论是称“交广”海路,还是“安南与邕、广”海路,实为同一条,即安南至邕州、广州的北部湾沿岸航线。而根据《旧唐书》所载“安南高骈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险,巨石梗途,令工人开凿讫,漕船无滞者’,降诏褒之”[16]的内容,可得出这条航线险阻所在为“南至邕管”段,据此,可将运河位置从交广段(经邕)缩小至交邕段,即这条运河应在今越南至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
2.无名运河及“天威”系列运河为同一运河
古籍对于唐代历任安南守臣开凿运河的事迹记载,除《柳河东集》中提及张舟外,其余多为关于高骈的记录。关于张舟开凿运河的记录较为简略且未有运河名称出现,部分关于高骈开凿运河事迹的记载情况亦同,即以事件为主,运河作无名记载。自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中首次提到“天威路”之后,“天威道”“天威遥”“天威泾”“天威径”等称呼先后出现。关于“天威”系列名称,有学者认为“至于‘天威遥’之所以号称‘天威’,前引宋人《天威遥碑》‘跋文’称‘皇名天威’,说明‘天威’之名可能为唐懿宗所题”[17]。而笔者认为,纵观相关记载,虽确有“皇名”一说,但此说出现较少,缺乏更多必要证据支撑。相反,运河在开凿初期受阻,后得雷电诸神“天威”相助而通,故名“天威”之说在相关古籍中多次出现,且名称来由符合常规逻辑,应当较为可信。
关于张舟为避海险而劈山坦途、“束成通沟”的描述与高骈组织挖凿运河的多个版本记录内容相近,与高骈相关的诸多无名运河记载与“天威”系列运河记载在内容上也大体一致,应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版本。至于史书中关于此条运河的“天威”系列名字,笔者认为,“路”“道”“泾”“径”等可从字面意思理解,其为近义词,可互换使用,如彼时关于船舶航道就有“水路”“海道”等叫法;而“遥”按照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南人谓水一折为遥”之说,可理解为运河水道蜿蜒因“折”而被称为“遥”。基于此,笔者上文所摘取、罗列部分古籍所记载的运河实为同一条,即至今人们常称的“天威遥”(为便于论述,下文涉及“天威”系列名称均以“天威遥”代之)。
3.高骈等多任安南守臣所凿“海路”在陆地上
古籍关于唐代安南至邕、广运河开凿过程的记载中,对于施工对象,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是水下施工,即清除水中阻碍航行的“潜石”“隐石”,作“海路”疏浚。《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北梦琐言》等书持此观点。例如,《册府元龟》载:“多覆巨舟,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然在于水中,因奏请开凿。”其二,认为是在陆地上开土凿山,即开凿沟通两端水域的通道,开凿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运河。《柳河东集》《岭外代答》《全唐文》等即持此观点。例如,《岭外代答》载:“而陆有川遥,顽石梗断焉……厥后守臣屡欲开凿,以便漕运。”
对于第一种观点,即“清除水中潜石”说,笔者认为当时不具备水下施工作业的可能性,当时只有锄、铲、凿等简单工具,在及腰深的水中都难以施展,更不用说清除阻碍航道的水中巨大“潜石”了。此外,水下施工断难出现上引碑文中所描述的“凿下刃卷,斧施柄折”现象,也不会出现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所述“锥钁一下,火光煜然”的情况。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在前文分析《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时已提出所开凿对象为山地之说。再对其他记载进行考察,《柳河东集》所载“摩霄之阻,哲为高岸”即有阻道的巨大山体被开凿,阻山变两岸之意;而《岭外代答》中“旁有一石犹存,未可通舟”的记录则说明所开凿运河宽度有限。如果是在水中施工,即便有巨石挡道,也可以从周边水域绕行,不可能出现“未可通舟”的情况。巨石挡道而不可通舟的记载从侧面反映所开凿运河位于陆地而非水中。因此,根据古籍记载,结合推理分析,笔者认可第二种观点,即运河是在陆地上施工开凿而成。
(二)潭蓬运河本体遗存及周边出土出水文物的实证考察
如前文所述,潭蓬运河处于安南到邕、广的海路航线上,目前运河本体遗存及周边出土出水文物与上文所提及的古籍记载的张舟、高骈等组织开凿运河的诸多信息存在明显对应、吻合:
1.运河地理位置与古籍记载吻合(www.xing528.com)
○ 笔者陪同蒋廷瑜研究馆员、傅飞岚教授到怪石滩考察,以及随手捡到的陶瓷残片
潭蓬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半岛,其将伸入大海的江山半岛于狭窄处拦腰截断,将西湾与珍珠湾贯通。有此运河,则途经此海域的船只不必环绕江山半岛沿岸行驶,航线缩短了30多公里,更是避开了白龙头(民间亦称“二白龙”)怪石滩一带的连片礁石和巨大风浪。运河两端为海湾,中途穿越数个山丘,其中有百余米为巨石山体,开凿难度较大。运河毗邻海域,距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古之邕州治地)也仅有一百多公里,处于唐、宋时期安南至邕、广水路航线之中。潭蓬运河的这些位置及自然特征与古籍记载的天威遥有诸多近似之处。例如,潭蓬运河横穿江山半岛,沟通西湾与珍珠湾两个海湾,这与《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所载的“接引两湖”“中间合流”的情况吻合;潭蓬运河东段的巨石山体河道与《新唐书》“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援所不能治”,《岭外代答》“陆有川遥,顽石梗断”,《越史略》“中间值巨石绵亘者数丈”等记载情况相近;潭蓬运河最深处约16米(运河底部至山顶距离),这与《柳河东集》所载“摩霄之阻,哲为高岸”相符;潭蓬运河开凿所避开的白龙头怪石滩一带石壁高耸,巨石林立,另有连绵礁石群隐于水中,且为天然汇风口,横浪、暗流汹涌,至今较小船只在西南风季节或海风风力达三四级以上时仍不敢来往于此,以此观之,古时沿岸行进的船只确有“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的危险,“负责唐朝漕运的船舶和其他各种海舶,经过这一带必须尽可能驶入深海绕道而行”[18]。而今怪石滩时有发现由海上冲刷至岸的大量唐及更早时期的陶瓷残片,亦可说明附近海域的凶险及有船只翻沉的历史。
2.运河本体遗存细节信息与古籍记载吻合
潭蓬运河现存河段中有数百米为石质河段(其中百余米为穿凿巨石的河段,其余与土质混杂),两岸石壁上依然保存有大量明显而清晰的人工凿痕,其有自上往下数厘米至数十厘米不等的线状凿痕,也有长6~7厘米、宽3~4厘米、深3~4厘米,口敞内敛似梯形的凿孔。这些线条与凿孔当为錾子等小型工具所凿,从凿痕现存量和所凿石质山体为绵韧的沉积岩可想象工程之浩大与艰难,这与古籍记载中历经多人数次开凿“尝加功力,迄不克就”以及高骈最后组织施工时部分运河段阻石“坚硬如铁,刀下刃卷,斧施柯折”的情况相符合。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潭蓬运河东段石壁河道上遗存有11处文字、图案石刻,其中,文字石刻字数从1个到20多个不等,出现频率较多及重要的是“元和三年”“咸通九年”“湖南军”等内容,另外,图案石刻中有典型唐代人物头像。从这些石刻内容上看,可印证古籍中几个方面的记载:
其一,出现三次的“元和三年”“元和”纪年石刻,与张舟于元和元年(806年)任安南都护,元和四年(809年)“破环王国”的时间相符,这可支撑柳宗元在张舟墓志铭所载张舟任职安南期间开凿运河之说,且此纪年石刻存在于潭蓬运河河道石壁之上,又可证明张舟所开运河即在此处;其二,出现五次的“咸通九年三月”“咸通九年”“咸通”等石刻所载时间,即为高骈从南诏手中收复安南任静海军节度使之时,此亦可印证众多古籍记载高骈开“天威遥”运河之说;其三,出现五次的“湖南军”“湖南”“湖”等石刻,与《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所载“遂命摄长吏林讽、湖南军都将馀存古等,部领本将兵士并水手”等信息相吻合,进一步支持碑文所述相关部分内容的真实可靠性。现存石刻的这些信息对应支撑了古籍所载事迹,进一步指向了其与潭蓬运河的关系。因下文另有专题考证石刻信息,在此暂不赘述,仅举以上几例浅作说明。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潭蓬运河及周边先后出土出水了一批文物。据《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记载,仅1982年潭蓬村群众在建房及生产劳动中就先后4次挖出文物,其中一次有19件元代龙泉青瓷碗、碟,另一次有唐代陶罐2件、青瓷碗1件,等等。
近年来,渔民在运河周边作业时也时有打捞出一些陶瓷器及残片。2015年8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潭蓬运河西口附近海域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了唐至民国各个时期的碗、碟、罐、瓮、盆等各类器型标本80多件;2018年,防城港市博物馆在对运河做环境清理时,工人在砍除河道及周边杂草丛木施工中发现1件唐代青瓷碗,等等。这些出土出水文物尤其是唐代文物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其开凿时代与古籍相关记载相吻合,而唐以后各个时期文物的发现则说明了潭蓬运河在历史中通航的持续性。
笔者认为,从古籍、碑文记载,到对潭蓬运河本体及出土出水文物的考察,可以发现史书中多任安南都护、节度使所开凿的安南至邕、广航线上的运河与今潭蓬运河有多项关键信息高度吻合,互可印证。而在此区域内,目前唐代运河仅存有1981年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潭蓬运河。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柳宗元笔下张舟所开之运河及众多古籍所载的高骈组织开通的“天威遥”即是今之潭蓬运河。
○ 1982年潭蓬运河出土的龙泉青瓷器(图片来自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 1982年潭蓬运河出土的龙泉青瓷器(图片来自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 2018年进行潭蓬运河环境清理时发现的青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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