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尤塞恩·博尔特轻轻松松地当上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无人可及的黄金博尔特……您是我的英雄，您对这些称呼有什么感觉？
博尔特：我感觉挺好。
采访者：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您在起跑器之间蹲下身体，准备爆发的那一刻，在黄金博尔特的脑子里，到底会想些什么？
博尔特：当时就想放松下来，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什么也不去想。因为脑子里一旦有事，那就会有很多烦恼。
采访者：怎样才能成为冠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冠军，［而是］伟大的冠军？
博尔特：这个，就是努力吧，就是努力还有投入。
采访者：现在对您而言，最大的激励是什么？是比赛取胜？还是成为冠军？或是金钱？还是美女？
博尔特：都有。
采访者：您到现在为止谈过几段认真的恋爱？
新闻不断地为我们引见一个个由非凡男女组成的方阵，其中有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有喜剧天才，有开创商业革命的领袖，让人食指大动的美味烹饪者，以及相貌完美无瑕的人。没有什么事比这些人的成就、个性和容貌更能让我们感到兴奋。于是我们总想知道：他们何以成为今天的自己？于是，我们想听他们谈论童年，观察他们的穿着，追随他们的情史，窥探他们的家居，跟随他们的脚步去海边度假，甚至在他们外出购物时和他们一起穿过马路。
这种趣味遭到了全球精英文化卫士的一致谴责。在严肃的场合，表露对名人新闻的关注一般不是件讨喜的事。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精英群体普遍认为：若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背景来检验，名人对社会的贡献不足以构成理性的崇拜，也不值得关注。而对于少数成就上无可指摘的公众人物，有识之士会提出：我们应该将注意力严格聚焦于他们的成就，比如创立的企业或制作的电影，而不是将目光停留在其个人身上——因为我们往往习惯将注意力投向后者，关注各种琐碎细节，比如某名人最近带着哪位女伴去赴晚宴，或是某名媛在海滩度假时的发型。精英人士的想法是，对与我们同时代的名人产生英雄崇拜，而对方又对你一无所知，这种心理需求实在有辱斯文、幼稚可笑。这样的行为让人显得消极、自卑，相当于供认自己的无能，也证明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抱负心神涣散，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自己的生活，因而选择了这种方法“逃避”人生。
说起来真是遗憾，也不免让人担忧，因为如果严肃的人们看不上名人这个概念，那么打造名人的工作就会由那些完全不在乎迎合低级趣味的机构来接手。
此外，如果不认真思考名人存在的目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搞清楚：对于和我们生活在同时代的名人们，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收获。崇拜名人是否能带来什么价值？崇拜他人是否可以带来具体或重要的益处？
勇敢，曼提尼亚的赫拉克勒斯，约公元前460年
领导力，伯里克利，公元前430年
崇拜冲动是人类心理中一种根深蒂固的重要特性。忽视或谴责并不能将其消灭，冲动还是会在地下生根发芽，在静默中隐藏潜伏，伺机攀上不恰当的目标。与其压制我们对名人的痴迷，不如将这种冲动引向最明智、最有成效的方向。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最具知名度的人，应该是那些体现和巩固了最伟大最高尚的价值观、最能造福社会的人，因而，承认对某名人的崇敬应该是件引以为豪的事，而不会让人感觉羞耻，或不得不用自我解嘲来开脱。
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雅典城邦对于崇拜的行为丝毫不以为尴尬。一众美德曾经为城邦所奉行，包括民主政府、骁勇善战、智识自由、公民荣耀、艺术表现和运动精神。不过，公民对这些品质的信奉并不抽象，而是将目光集中于用具体方式将其呈现的少数精英，而这些精英也因此化身雕塑、节日和文学作品，成为庆祝和纪念的主题。政治家如伯里克利和狄摩西尼，运动员如奥林匹克拳击手菲拉蒙、战车御者沙布里亚斯，音乐家如墨拉尼皮得斯和阿那克里翁都曾被世人仰望，成为通向充实人生（eudaimonia）的实际指导。
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手指，供奉在银制圣骨匣内
艰难婚姻的守护圣人，勃艮第的圣冈古福斯
失败的守护圣人，瑞典的圣伯依塔
历史上，天主教也向信徒举荐过一群杰出人士，旨在以此为榜样带动信众的赞美与效仿。这些圣人总共约达万名，其美好的品格与行为，如谦卑、慷慨、贞洁、温柔、节欲、忍耐、勤勉，旨在体现基督徒的核心美德。概述这些圣人生平的书——如中世纪末期的畅销书《金色传奇》认为，这些备受推崇的男女，其方方面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关注，比如他们喜欢吃哪种食物，穿怎样的衣服，家庭成员有哪些，头发又是什么颜色。此外，在这些圣人过世若干年后，中世纪的基督教惯于将其尸骨挖出、骷髅分割，并把尸骨的碎片供放在特殊的壁龛和礼拜堂里，以供千里迢迢赶来的信徒膜拜并获得启示，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司空见惯。
就对待名人的态度而言，基督教和雅典人背后的共同点，在于对自我提升的信念，并且相信，只有沉浸在榜样的人生中，才最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天主教特别建议我们，当生活中遇到纷扰的时刻，应该问问自己，圣人在此处境下会怎样做。比如，在发生家庭争执时，我们应该想想艰难婚姻的守护圣人、沉静宽恕的代表圣冈古福斯；当遭遇职业上的羞辱，召唤失败的守护圣人、温和理性的代表——瑞典的圣伯依塔，我们也许就能平复内心。
天主教教会对其圣人的态度，以及古雅典人对其演说家和掷铁饼者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找到看待现代名人的最佳方式。
我们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应该努力搞清楚：在自己崇拜的人物身上，真正打动我们的是什么？对于这样的诉求，新闻向来置之不理，因为新闻不喜触动受众对名人好奇感的深层思索，这样便能阻断我们对榜样的正确使用。新闻只管带着躁狂的精力盘绕在名人周围，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对某种成就“有何感受”，或者抛出一连串缺乏逻辑的疑问，比如他们的下一部电影何时开拍，要不就是在灌木丛中安插顽强的狗仔队，来抓拍名人走出干洗店时的表情——仿佛有了这些策略，就真的可以平复普通人心中被名人莫名撩起的瘙痒。
如果头脑中记得天主教的榜样，我们就应该找出那些对于激励自身美德起到最佳指引效果的名人，从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或活泼、更加智慧或有创造力、更加自信或宽恕。在新闻介绍给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名人中（从和平谈判者到画家，从体育明星到神经科学家），我们应该为自己拣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人物，用其态度和成就激励自身，从而取得生活中更大的成功与满足。如此，在枯竭与困乏的时刻，不用假手超自然的意图或幼稚的理想，只要在脑海中搜罗出那些激励鼓舞我们的世俗“守护圣人”，就能获得加持。
为了以更有成效的方式使用名人，《名人采访》这个漏洞百出的新闻单元应该被重新改版。目前，这个单元的报道主要集中在隐私揭秘，以及关于“新项目”的各种迂回提问，而未来的采访首先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从这位名人身上学到什么？至于名人所涉及的领域与我们有无关联，其实并不重要，概因大道相通——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理想的名人采访应该帮助我们回答以下问题：尽管我不是网球运动员，温网赢家在第二局失利后逆转局势并最终取胜，其间的心态于我有什么借鉴意义？或者：虽说我没什么艺术抱负，那位从陶艺到建筑无所不精的全能艺术家，是否可以为我的事业规划注入榜样的力量？
那些更为优秀的名人不该被视为魔幻般的存在，只唤起消极的神往或暗中的好奇。他们也是凡人，只不过通过辛勤汗水和战略思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们应该将他们作为案例研究，进行审视和冷静剖析，并问自己：我能从他们身上汲取什么？目前拴在名人服饰和食谱细节上的兴趣，应该被引向有关成长的主题。在未来，理想的新闻机构应将每一则名人报道的核心赋予教育意义：召唤受众向值得称羡的人学习，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曾经认为，任何“模仿”名人的行为都是可悲和虚假的，但就这种行为的最高形式而言，基于钦佩的效仿正是构建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拒绝钦佩，对杰出人士的举动无动于衷，等于在堂而皇之又毫无道理地封闭自己，并对重要的知识关上大门。
新闻的职责，在于确保名人版块向我们展现那些能够激发受众想象，且心理丰沛、思想高贵的楷模榜样，因为这些人能帮助我们应对自身性格中的瑕疵、解开自身志向里的心结。成熟的名人新闻，理应成为一个严肃、可敬的媒介，让我们借此勇猛精进。
作为一名拥有私人飞机和百万美元赛车的富豪，埃隆·马斯克显得格外内向害羞。他身材高挑，双臂颀长，手掌宽大，孩子气的脸上总是有种心不在焉的表情；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脑袋终日运转不停。在2002年成立SpaceX之前，马斯克创建了两家互联网公司：1999年以三亿七百万美元现金出售给康柏的Zip2和上市不久就卖给eBay的PayPal。作为最大股东，马斯克时年三十岁。
《连线》
周末是新闻话题可以稍事轻松的时间。报纸上有彩色副刊，科技、设计和媒体博客，时尚栏目、专访和人物报道。花个把小时浏览报道，我们便得知：曼哈顿下城有个经营四家火爆海鲜餐馆的二十五岁主厨；某位著名电影导演的女儿创立了一个时尚品牌；硅谷的创业人士用卡塔尔人风投的十亿美元建立了网上大学；某备受推崇的德国艺术家在柏林筹备个人展览；前华尔街银行家准备在中国开设二十家精品酒店——所有这些信息的获取，都发生在某个氛围轻松的周末早晨。阳光透过窗帘洒入，花园里传来鸟鸣，而我们正准备悠闲地处理家事。
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眼下的时代将个人机遇推到了最前沿。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一个人从生到死，其社会阶层都不会发生改变。父母的职业决定了下一代的职业。改善地位的希望微乎其微。金融市场处于原始状态，而资本的获得也非易事。技术发明约隔两百年才涌现一次，而政治改革的频率则更缓慢。
现在，拜新闻所赐，我们不断看到各种关于坚忍不拔、踏实苦干、白手起家和自我实现的报道，从而从理论上打破了个人成就的天花板。根据这种观点，只要有创造力和顽强斗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眼下在世界各大洲，那些最聪明的脑袋正在研究各种独创途径筹措款项、撰写脚本、发明配方和设计机器，以期改变人生的基本面。安于简朴、知足常乐的态度不仅显得大错特错，也许还会被视为精神问题。
当新闻将这些个人成就报道摆在我们面前，其所期待的反应是：我们能以知足与成熟的心态接纳这一切，对大亨的成功产生平静的喜悦，对企业家的白手起家感到励志，对艺术家的全球盛誉兴趣盎然。新闻机构平日里提醒我们防备闪光灯、裸体像和亵渎语言之有害副作用，这会儿却认为，目睹他人成功丝毫不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后果，也不存在为此进行心理建设的必要。每周，新闻机构随意挑出某些成功人物在受众眼前展示，并期待我们对此心怀感恩。也就是说，某个周六早晨，当我们坐在厨房餐桌前读取这些人中龙凤的信息时，我们的心情应是欣喜的，不会产生任何特别有害或令人担忧的念头，只会对人类的天才和智谋感到慷慨的欢欣。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却很可能会因此陷入嫉妒的泥沼。世界如此广阔，自己却如此卑微渺小、转瞬即逝，不由让人感到酸楚。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想到曾经埋下的希望与而今面对的事实，看到同时代的其他人（甚至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人）所展示的成就，再对照自己微不足道、羞于启齿、琐碎零乱的人生，之间的落差也许会让我们陷入苦恼。这些理由足够引起片刻揪心的忧愁，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连自怜自艾也提不起兴趣了。
在看完标题为《硅谷二十大投资人》这样鼓舞人心、浓墨重彩的人物特写之后，对生存产生恐慌不太像是合理的反应。但是当目光扫过这样一则报道，我们还是很有可能会把副刊扔到一边，拳头往桌上一砸，带着痛苦的抽泣向毫不领情的世界（或是对着我们正忙着准备午饭，面露惊讶的配偶）咆哮：“我再也不要做我自己了！”
新闻理应在情感上对我们伸出援手，而不是装得若无其事，不厌其烦地向受众介绍人类最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个体所取得的成就，且期望人们对此安之若素。新闻应认识到，需要多么的麻木不仁，才能目睹某个同时代、同性别的人买卖企业、结交权贵、吸引百万人的目光，自己却只是感到平静的喜悦。新闻应有雅量承认，对于不存疑、不设防的新闻消费者，如何帮助其理解、参透频频冒出的嫉妒并与之共处，乃是迫切的需求。
虽说嫉妒向来招致汹涌的道德批判，其实它也是体面生活不可或缺的成分。因为正是嫉妒唤起了应该起意的行动，引起我们对余生的思考，而此中包含了我们性格中那些混乱却重要的部分向我们发出的模糊信息。聆听嫉妒发出的声音，我们才可以迈开痛苦却必要的步伐，实现真正的自我。
因此，与其压抑嫉妒，不如尽己所能对这种情绪进行分析。我们嫉妒的每个对象都犹如一片拼图，拼接起来便可窥见我们自身的未来景况。当我们翻开杂志，阅读报纸，或是听到收音机里某位老同学最新的事业进展，那些滋生的嫉妒碎片正等待我们的组装，去生成一幅“真实自我”的肖像。虽然当嫉妒最初袭来，我们很可能为此感到羞耻并映射出自己的失败，我们还是应该问问自己这个最基本，并带有救赎色彩的问题：“我可以从中学到点什么？”遗憾的是，嫉妒的反应常常令人感到困惑、模糊和恐慌。我们对某人的嫉妒会从局部蔓延到整体。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对某人的生活进行冷静剖析，就会发现，其行为中只有一小部分让我们产生共鸣，并值得我们用自己的脚步去跟随。
当我们对他人成功道路上的付出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对他人的成功感到嫉妒。如果新闻机构多点仁慈，在报道时就不会把他人的成功描述成神秘的既成事实，而是会用大量的笔墨分析成功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话，成功人士的报道就会被当成案例分析，让读者可以了解并效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报以羡慕嫉妒恨。(www.xing528.com)
当然，嫉妒的作用也有限度。太过频繁地展示他人的成功，其结果可能会直接吓得我们不敢作为，或是无意间打消我们将计划付诸实践的决心。为了让自己也能取得某些成就，我们需要解除他人的功勋报道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凡想要取得某些有价值的成就，让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嫉妒的对象，我们就得让内心归隐于沉静。
新闻还应该向我们提示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以此对我们提供帮助。虽然副刊可能永远都是成功报道的天下，但成功本身却终究是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数百万人中成功者通常不过几千而已——这样的细节，却往往被编辑精心地（也是残酷地）隔离出我们的视线。
与新闻所暗示的恰恰相反，大多数企业实际上都是以失败告终，大多数剧本最后也没有被拍成电影，大多数职业都平淡无奇，大多数人的脸蛋和身材也谈不上完美，而几乎所有人都是在悲伤担忧中度过大量时光。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生活够不着某个毫无真实性的标杆，就开始顾影自怜；或只是因为无力挑战某些心惊肉跳的障碍，就开始自我埋怨。
一旦彻底剖析了嫉妒情绪，对于自己微不足道的人生，我们感到的就是群体的焦虑，而非独自承受的困扰。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名人
70．道恩·强森，3 600万美元
71．玛利亚·莎拉波娃，2 600万美元
72．本·斯蒂勒，3 300万美元
73．克洛伊·卡戴珊·奥多姆，1 100万美元
74．塞思·麦克法兰，3 600万美元
75．查理兹·塞隆，1 800万美元
76．索菲娅·沃加拉，1 900万美元
77．塞雷娜·威廉姆斯，1 300万美元
78．亚历克·鲍德温，1 500万美元
79．珍妮特·埃万诺维奇，3 300万美元
《福布斯》
人为什么想要成名？嘲笑名人谁都会，但在灵魂深处，成名的渴望究竟来自哪里？很少有人会因为偶然因素成名，或不费吹灰之力地成名，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心甘情愿为了博取名声去付出深层的牺牲？
在对名声的欲念中，最核心的部分乃是一种动人、脆弱和简单的抱负：希望被善待的渴望。无论次要的冲动是垂涎金钱、奢华、性或权力，真正促动成名的动力正是被尊重的愿望。
如果认为仅凭这一愿望，不足以让人穷毕生之力去博取和维持名声，我们也许是低估了名声的反面——耻辱——的杀伤力。也许我们对名声的饥渴，不过是因为没有名声时被忽视、被施舍、被遗忘、被指挥着排队、被视为无名小卒、被通知数周后等消息的痛苦太过煎熬。除非采取极端手段，在这个世上获得人格尊重几乎不太可能，于是人们希望用成名的方式来博取。也许我们在法律或者投票箱前人人平等，但是在办公室、社交场合，或是奔忙于衙门和企业之间时，谁也没法打包票一定会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尤其是在大城市，在那些无情对待普通人的密集居住地带，失去了广袤天空与辽阔地平线的仁慈感化，纷纷扰扰的生活让冷漠成为常态，而尊重则成为只能严格配给的稀缺商品。在曼哈顿或洛杉矶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势必会被问到其谋生之道，要是没有现成的像样答案，最好还是离这些地方远一点。
名人的状况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四两拨千斤地从他人手中截取善意和尊重。只要报出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可立时收获普通人要花费数年、耗尽心神才能得到的东西。于是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由于名人拥有强大气场，代表着背后数百万追随者的评价，因而其他人也必须善待名人。架起名声力量的，乃是一大群不知名的崇拜者。如果对名人讲的笑话无动于衷，或者对他们的才能表示怀疑，那么你不仅是在与某一个体为敌，而且是在挑战将名人抬上神坛的整套体系，包括给他们授奖的聪明评委、买他们专辑的粉丝军团、选他们为封面人物的尊贵杂志。所有这些都构成一股无形但却高效的力量，当名人在聚会上结识某人，或是必须和办事柜台后的某位官员打交道时，这种力量便可供名人随意调遣。名声之于名人犹如权杖，将伺机流露的卑劣嘴脸赶跑，从而不必让他们落入陌生人的摆布。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对名声都同样渴望。垂涎程度似乎与两个因素挂钩：个人的童年，以及所处的社会。
典型的名人，其早年几乎都遭遇过被人排挤的经历，从而对名声产生了各种经久不衰的渴念。家中的父母有一方势必态度冷淡、吝于关爱，不然就是更疼爱其他兄弟姊妹，或者早逝。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家长因为自己忙于成名，或与已经成名的人交往，而忽略对自己儿女的关心。这种家庭的儿女，成年后会深深沦陷于成名的渴望。
在最需要关注和善意的时候，在零到十岁这个最脆弱和缺乏自我保护的年龄段，当缺少复杂的手段只能凭借自己的存在吸引他人的爱意时，未来的名人们因为无法用自然的方式获得家长重视，病根就在这种灾难性的忽视中种下，并足以就此影响他们的一生。一个人曾经遭遇过的漠视有多严重，日后出人头地的愿望就有多强烈。
不幸的是，即便取得了名声，早年的缺憾也并不就此得到补偿，因为他们真正的愿望并不是用唱歌、雕塑、谈生意等方面的成就博取世人的仰慕，而是想要因为自己的存在本身得到他人的喜爱。于是，伴随着名声而来的往往是空虚感，因为当初引发成名渴念的那种羞耻感并不因此而消亡。名人身上经常出现的自毁行为，正是在付出极大代价获得成功之后所宣泄的困惑和愤怒。因为再多人的吹捧也无法补偿最重要的人当初对自己的忽视，于是便产生了破坏的欲望。
相形之下，快乐的无名之辈无需他人的喝彩，一样能对卑微的工作安之若素，这样的人才是上帝真正的宠儿，因为他们享有人类最慷慨的赠礼：成为父母眼中的掌上明珠。父母亲十年的关爱，足够滋养之后五十年平凡的生活。只有当孩子的情感需求得到妥善满足，他们的童年才担得起“恩宠”这样的字眼。
这样的分析还有一项额外的收益，即测试我们身为家长合格与否。我们只须问一问：亲爱的孩子你是否有过成名的念头？
对成名的渴求程度还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尊严和善待只是极少数人的专享，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就愈加强烈。因此，将年轻人的有伤风化归咎于“名人文化”，根本就是搞错了重点。名人文化的真正成因并非顾影自怜的浅薄，而是善意的缺失。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人都渴望成名，那么势必有本质上的政治（广义概念的政治）原因，使得普通人无法获得必要尊重，以满足人类对尊严的自然渴望。
就现代世界对名人的沉迷而言，与其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太过肤浅，不如说是太过残酷。名声已经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获得善意尊重的捷径，然而，其实尊重也可以用不太依赖名声的方式获得，比如通过善意，而不是杂志封面。
要想降低对名声的热望，我们不应该对名人新闻皱眉，或者着手查禁这类新闻，而是应该想办法让善意、耐心和关注成为普照的阳光，洒落在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身上。
伦敦高院最近裁定，讽刺艾尔顿·约翰的专栏文章并不构成名誉损害。据艾尔顿·约翰称，刊登于《卫报》的某篇文章对其严肃的慈善工作予以嘲弄。他指称报纸居然拿正装慈善舞会这样的重要活动调侃，说此举的目的不过是自我宣传和结交名人，而并非为了筹措善款。艾尔顿·约翰认为该文章“无故中伤、下流卑劣”。但是法官未予认同，声称“被投诉的语句……就《卫报》周末版的理性读者而言，并不会理解为其中涉及任何严肃的指控”。艾尔顿·约翰提出了损害赔偿及公开道歉的要求，而《卫报》发表声明说：“艾尔顿·约翰未能以幽默姿态解读这篇文章，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从十七世纪开始，英国报纸就开始刊登讽刺文章：法院的裁决正是彰显了对偶尔调侃这项权利的认可。”
佩雷斯·希尔顿个人网站
那些决意成名的人，梦想自己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优质关注。在他们的想象中，大众仰慕他们的才能，并且宽恕他们的失误，就像是慈爱的父母、理想的老师或全能慷慨的上帝。
而一旦成名，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收获的乃是一种让人困惑的关注：一忽儿被爱、一忽儿被恨，犯了小错就被穷追猛打，暴露了马脚就被逮住不放。有些事明明和赖以成名的才能毫无关系，却也难逃关注，天不亮就有记者去翻拣自家的垃圾筒，尴尬的照片很快被传上网，几小时就引来数百万人的嘲笑。要是他们对这种关注（姑且被称为劣质关注）有所抱怨，就会立刻听到这样道貌岸然的说法：追求关注的人不能自主选择关注的形态，因此面对任何形态的关注，他们都必须做好思想准备，甚至也只配拥有这样的姿态。
由于名人如此不同寻常又享有这般特权，以致我们都要花上一点力气才能想起：其实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并非异类，而且有一点还和你我特别相似——都是容易受伤的人类。
对于被认可的急迫需求，当初曾经是驱使名人成名的动力，但现在，这种力量却让他们特别不堪忍受奚落和诋毁。可一旦成名，这些状况又不可避免。名人会被迫发现，他们的名声已不再是自己的专属，而是其自身与大众共同创造的产物，对此，可供自己驾驭的空间竟是那样的狭窄，手段又是那样的迂回。守护名誉有点像引导肥皂泡的飘浮那样徒劳无功。当名人遭遇媒体羞辱，在惊恐的情绪下，他们会认为那些恶毒的文章、尴尬的照片已经举世皆知，让人都相信了最坏的谣言。那种曾经驱使名人成名的自我恐惧，如今变得真实可触：他们果然就是讨厌的怪物，虽然他们已经竭力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会给他们出主意，建议其采取英雄色彩的抗争姿态。受伤的名人会被劝慰着走自己的路，让世界去说。但是，要不是在性格中对他人的看法过于在意，这些人当初又怎会走上成名的道路？
比较好的战术是知彼知己。名人也许会设想，其批评者心中的恨意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而将他们牢牢定罪，并竭尽羞辱之能事。但事实上，他们的反对者不过是一帮轻率浮夸、没心没肺、标准低下、人云亦云的家伙。那些人虽则发出毒舌的评论，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真会传到对方的耳朵，并且对方真的会因此而受伤。这种攻击就像从高空投掷炸弹，因为不必面对面直视牺牲者，于是会毫无顾忌地加大杀伤力。
之所以我们期待他人失败、会为他人的过失幸灾乐祸，背后的原因说来悲凉，乃是我们在为自己的无名感到愤怒——因此需要惩罚那些貌似夺走了自己那份关注的名人，以获得内心的解脱。这种令人失望的野心也让我们成为输家：需要看到他人失败的人，自己不正是输家吗？
嚼舌的欲望和成名的渴求来自同样的病根——两者都是缺失关注的产物。其实被忽视的问题既纠缠我们，也纠缠名人，只不过他们的舞台更广、规模更大而已。我们甚至不妨认为，名人与缺失关注之间的关系，就像无畏的飞行先驱与航空旅行之间的关系。虽然很多早年的飞行员在惨烈的爆炸和坠机事故中丧生，其终极目标却是为了有朝一日让所有人能安全飞行，就像在名声的舞台上，其终极愿望是为了让尊严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普遍，让如今只是少数人专享的尊重，在未来犹如民主的阳光一样普洒。
民主二字的真义，我们至今仍在探索。最初，民主反映的是一种信仰：认为权力不应该只属于少数人。在耗费了大量时间、感召行动和政治呼吁之后，这个理念才得以普及，精英们也开始意识到，选举权的剥夺正是统治者给其人民带来的最真实的恶行。如今，我们应该继续推进民主的进程，并承认除了选举之外，还有同样重要紧迫的其他需求，而其中必须包括对尊严和尊重的需求。将心比心，就能体会到任人摆布、遭受凌辱时内心巨大的冲击。一个社会若以贬低最多数的群众为常规，也必将为强烈的成名欲望所累，间或对那些业已收获名声的少数人，爆发出最尖刻、最仇恨、最分裂的抨击。
不管是恶意流言还是对名声的过热渴求，其实都有出路，只不过目前的社会安排容不下这条出路，那就是：广泛配送优质关注。如果这项资源能够得到更充沛的供给，那么，侮辱少数人的欲望、出人头地的躁狂都将会降温，从而让人人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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