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及形成

（一）中国钢琴艺术的萌芽

随着鸦片战争后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合法化，许多沿海城市如上海、宁波、广州、厦门、福州等地都开设了教堂。教会在每周日礼拜仪式上为赞美诗弹的钢琴伴奏，无疑是西方钢琴在中国最早的应用。

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后，为传播教义先后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大学和中学。一些教会学校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让中国学生课外选学，在西方钢琴艺术的传播上具有特殊意义。

尽管当时这些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们只教授“认谱”“弹些赞美诗”，但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影响是深远的。

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教义，客观上却在西方钢琴艺术的传入、专业音乐家的培训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但上海、北京的这些教会学校及民间的钢琴教学活动参加的人数较少，影响力并不大，钢琴教育也只是在极其有限的圈内人中进行，与当时的大文化背景有一定距离，同广大的民众更是没有关系。

此外，钢琴老师往往由传教士担任。这些传教士的钢琴水平并不高，他们多数只会弹些赞美诗和简单的初级钢琴曲，缺乏正确系统的弹奏方法训练。事实上，这些传教士来华的使命是传播福音，并没有传入同时代主流的钢琴音乐。因此，他们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制。

20世纪初的上海已是远东最繁华的都市，西洋文化随着传教士、新建的洋学堂以及纷纷迁入的外国移民迅速地传播开来。国外的钢琴家们也开始来华演奏与教学。他们为中国人带来了钢琴演奏的方法、国外的钢琴教材以及钢琴创作理论与新的观念，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对中国钢琴早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梅·帕契、鲍里斯·查哈罗夫、齐尔品、吕维钿夫人等。

梅·帕契，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帕契是斯甘巴蒂的弟子，斯甘巴蒂则是李斯特的弟子）。他主要是从事乐队指挥和钢琴演奏、教学的工作。

梅·帕契曾于1904年在上海德侨俱乐部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钢琴音乐会。14年后，他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奏，一场意外的大病把他留在了上海。从此，上海拥有了一位真正的钢琴家，而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也有了真正的指挥。

梅·帕契的钢琴教学非常严格，傅雷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提到，“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帕契先生门下的三年。”梅氏的钢琴教学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和指尖的坚实性，这对中国早期的钢琴训练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他培养的学生中有我国著名的钢琴家沈雅琴、俞便民、张隽伟、傅聪、朱工一、周广仁、巫漪丽等。

鲍里斯·查哈罗夫，世界著名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俄罗斯人。他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期间，以丰富的钢琴演奏经验、专业的钢琴教学水平、高度负责的教学态度，使上海国立音乐院的钢琴教学跨入了崭新的阶段。

查哈罗夫在“上音”工作期间，先后邀请了俄籍钢琴教授拉查雷夫、皮利毕特可夫夫人、阿萨可夫、柯斯特维奇和毕业于“上音”后赴比利时深造归来的萨哈罗娃等前来任教。他们在教学上较注重教材更新，将创作理论演奏技术兼收并融入教学。在艺术表演方面注重艺术实践，经常性地举办独唱、独奏音乐会。查哈罗夫在教学中非常注重手指技术，他对手型的要求是“感觉到手掌心好像抓住一个鸡蛋那样”。对于弹奏技术的训练，他使用哈农练指法和车尔尼299号和740号作品中的练习曲。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并大胆地给他们复杂的演奏任务，勇于尝试经典名作，正规、严格的训练大大提高了钢琴学生的演奏水平和音乐修养。

通过查哈罗夫的演奏，他把巴赫的《十二平均律》，维也纳古典乐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浪漫派舒曼、肖邦、李斯特、格里格，印象派德彪西和拉威尔等著名作曲家的经典名作介绍给中国音乐界，而且也把这些经典名作融入教学中。

在校任教的12年中，他向学生介绍了大量巴赫、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等经典的世界钢琴文献。他培养出了李献敏、丁善德、吴乐懿、李翠贞、江定仙、巫二舟、易开基、范继森等一大批优秀的钢琴人才，为中国近代钢琴演奏和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齐尔品（1899——1977），原名亚历山大·车列浦宁，美籍俄国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他先后在上海国立音专、美国妇人俱乐部、大光明戏院、圣约翰大学等处举行了几场独奏音乐会，受到听众的好评。

齐尔品对中国风格乐曲的创作和探索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为鼓励中国音乐家走自己的道路，发扬民族音乐的传统，丰富世界的音乐，他于1934年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协助下，出资举办了“征求中国风格钢琴曲”的创作比赛，其中以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风格钢琴作品脱颖而出。除此之外，他还写作了《五声音阶钢琴教科书》，创作了分别由皮影戏、古筝、向中国致敬、木偶戏、吟诵组成的《五首音乐会钢琴练习曲》。《五首音乐会钢琴练习曲》是最早的中国风格的钢琴练习曲，作品的独特之处及艺术性在于使用了地道的中国风格旋律以及模仿了中国民间乐器的演奏。

虽然齐尔品并不是中国钢琴作曲家，但他创作的这些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已经具有中国风格的特征，对中国风格钢琴练习曲进行了有益探索，为中国钢琴练习曲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向全世界介绍宣传中国作品，对于中国音乐走向世界乐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吕维钿夫人是早期来华的钢琴家，她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曾在海参崴和日本教授钢琴和音乐，是上海国立音乐学院钢琴组最早的钢琴教师之一。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江定仙就是她的学生。(www.xing528.com)

此外，波兰的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阿图尔·鲁宾斯坦、伊格纳茨·弗里德曼、俄国的本若·莫伊谢耶维奇等，也是早期来华演出的钢琴家。这些外籍音乐家们在传播西方钢琴艺术的同时，对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方的教会活动不仅带来了赞美诗和欧洲资产阶级社交活动中的一些音乐小品，也带来了一些初级的钢琴作品，如《圣诗谱》《小诗谱》《进行曲集》等。留日归来的学生也带来了流行于日本的钢琴教材，如《拜厄》和车尔尼的初级钢琴练习曲集、《哈农指法练习》和《小奏鸣曲集》等。

1927年，缪天瑞翻译了列文原著的《钢琴弹奏的基本法则》，为我国刚刚起步的钢琴教育提供了新的信息和国外钢琴教学的范例。20世纪30年代主要的钢琴教材还有丰子恺编的《钢琴弹奏法》和《钢琴名曲选》，皆由开明书店出版。

（二）中国钢琴艺术的形成

20世纪最初的20年内，中国钢琴的创作以赵元任为代表。

1915年，赵元任正式发表了第一首中国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乐曲结构完整，有朝气，曲调流畅，运用了典型的欧洲调式与和声（G大调），但缺少鲜明的中国风格。最早正式出版的中国钢琴曲，是在1921年《音乐杂志》上刊登的3首钢琴曲，即第一期李荣寿写的《锯大缸》，第四期赵元任写的《偶成》，第十二期沈仰田写的《钉缸》。

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开启了中国钢琴艺术创作的纪元。《和平进行曲》表达了中国人期盼世界和平和科学救国的心愿，同年它又被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第一卷第一期上。这是一首运用西方和声学和以西方审美音调创作的钢琴作品，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开始。

这首钢琴曲为小品性质，写作上尚处于对西方音乐创作模式与中国本土音乐思维生搬硬套、勉强融合阶段，虽然构思较简单，技巧不成熟，但毕竟在中西钢琴音乐创作技法的融合上迈出了第一步。

例谱4-1：

和平进行曲

这一时期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为起步阶段，属于对外来创作技巧的学习、模仿阶段。虽然有一些照搬的痕迹，但那一代作曲家敢于用西洋乐器来写中国钢琴曲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钢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段时期。1932年，老志诚创作的《牧童之乐》，江定仙创作的《摇篮曲》标志着中国钢琴家们在努力摆脱外来理论的束缚，在钢琴领域进行民族风格体现的探索过程。1934年，以齐尔品倡办的“征求中国风格钢琴曲”评奖活动为契机，出现了大批具有一定水平的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风格”钢琴音乐的诞生和形成。

中国风格的钢琴曲比赛，收到11人的20件作品，其中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得了一等奖，老志诚的《牧童之乐》、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陈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获得了二等奖，之后齐尔品将《牧童短笛》与《牧童之乐》带到日本出版，这批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在世界各地演奏开来。作曲家们追求清晰透明的旋律、简洁的曲式结构，以清新自然的曲风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诗歌与写意画。《牧童短笛》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音乐如见牧童倒坐牛背，悠闲自得地吹着竹笛，微风吹拂，景色宜人，犹如一幅简约精美的风情画，一首生机勃勃的田园诗。

谱例4-2选自《牧童短笛》开头部分，采用复调织体，使线性旋律交织，体现淡雅脱俗的自然美。

谱例4-2：

牧童短笛

随后，丁善德创作的《春之旅》《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瞿维的《花鼓》，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刘雪庵创作的《中国组曲》，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等作品都将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推向了深远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