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钢琴的传入及应用：聆听世界中外钢琴文化分析

西洋音乐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相当久远。最早大致可推至唐代“景教”的圣咏诵唱，而后经元代、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并向朝廷进贡大键琴（当时称之为“西琴”）等西方乐器。

当时的中西方音乐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形式和进程。在明末清初，中国音乐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音乐文化体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音乐文化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西洋音乐则在文化启蒙运动的冲击下开始起步，并在近代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中，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发展。中西两者相比较，在世俗性、娱乐性、抒情性和艺术性等方面，中国音乐不逊于同时代的西方音乐；在音乐文化整体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以及艺术学研究等方面，中国音乐体系较西方音乐体系更为完善。中国音乐文化所具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音乐文化在社会中自我生存所形成的独立自由品格，更是让当时刚刚挣脱宗教束缚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向往不已。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来华，“利玛窦恐怕是从古以来，所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中最出名的一个”。据其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教堂里的西洋乐器，吸引了很多中国人，“他们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都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新颖的结构”。可惜利玛窦没有写明是何种乐器。

1598年，利玛窦第一次来北京，想朝见皇帝，以便打开在中国传教的大门，但此行并未达到目的。而在利玛窦进献的礼物中，可以看到八音琴一座。

1600年，利玛窦为再度进京做准备，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为他筹措礼物，其中包括定制了几架风琴，但因制作拖得太久而未能作为礼物带走。

1601年1月24日（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一行第二次到达北京，虽经周折，终得以向皇帝进献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西琴”一张。下面是利玛窦的贡物奏疏：

“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镀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舆图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万历二十八年题具。”

此奏疏后还附有贡品清单，其第九款为“大西洋琴壹张”。这张琴原来是传教士们自用物品，当利玛窦行至天津，前来引见的宫廷太监马堂看中此乐器，并要求纳入贡品之列。

上述文字，是关于利玛窦所贡西洋乐器的最早记载。此后，又陆续有人在著作中提及此琴，或提及与此琴同类的乐器，只是所用名称有所不同，如下：

西琴：《正教奉褒》所载《利玛窦贡物奏疏》；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所著《西方要纪》。

大西洋琴：《利玛窦的贡物奏疏》贡品清单。

雅琴：利玛窦所著《西琴曲意》中的“小引”。

番琴：冯时可所著《蓬窗续录》。

铁丝琴：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艾儒略所著《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天琴：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谈迁所著《北游录》；吴长元所著《宸垣识略》。

铁琴：尤侗所著《西堂集·外国竹枝词》。

七十二弦琴：《续文献通考》。

手琴：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

翼琴：金尼阁译著《中华传教史》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洋琴：利玛窦所著《中国札记》意大利文原稿；中译本《利玛窦全集》第1、2册，刘俊馀、王玉川合译。

大键琴：《利玛窦书信集》，意大利文原稿；中译本《利玛窦全集》第3、4册，罗渔译。

竖琴（harpsichord）即拨弦古钢琴：吴相湘所著《西洋音乐东传记略》。

哈普西卡（harpsichord）：雪朋（萧友梅）所著《键盘乐器输入中国考》。

克拉维卡（clavichord）即击弦古钢琴：刘奇所著《古钢琴何时传入我国的》；阴法鲁所著《利玛窦与欧洲教会音乐的东传》。

从利玛窦所贡西琴古今中外的诸多名称可见利玛窦贡琴之事影响深远，至于此琴究竟是何种乐器却又众说纷纭。

明代文人冯时可在北京曾会见过利玛窦，他的著作《蓬窗续录》记载了在这次会见时所见西琴的构造、奏法和音响效果。冯氏见西琴的时间，应当在利玛窦逝世的1610年之前，这是关于西琴构造的最早记载。冯氏所见之西琴并不是利玛窦所贡之西琴，但其记载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利玛窦之琴极有可能就是这一类的乐器：(www.xing528.com)

“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道人又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钢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

1668年（康熙七年）成书的《西方要纪》是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三人为康熙皇帝撰写的，介绍西洋风土国俗，内容主要取自艾儒略1637年（明崇祯十年）刊行的《西方问答》，而且安文思又精于机械，在书中对利玛窦所献西琴的介绍，应是有说服力的。

“制造：有乐器，有水火器，有钢铁玻璃等器，皆适用利民者。乐器虽多，西琴编箫一种为佳。琴用铁丝弦五十许，抚时手不按弦，惟抚消息，则机自动，而音自响……万历九年辛巳，利玛窦同二三会友复至中邦，始见朝天主圣像及西琴、自鸣钟等物于大内……”

可贵的是这里不但介绍了西琴的构造和弹奏方法，还将如此构造的西琴与利玛窦所贡西琴进行了直接的联系，指出利玛窦所贡之西琴与如此构造之西琴相同，为判断利玛窦所贡之琴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后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官修、纪昀校订的《续文献通考》更加明确地记载了其琴、其事。

卷一百十，乐考，丝之属，夷部，七十二法琴（全文）：

“明万历二十八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

卷一百二十，乐考，夷乐部，穆宗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玛窦献其国乐器（全文）：

“利玛窦自大西洋国来，自言泛海九年始至。因天津御用监少监马堂进贡土物。其俗自有音乐，所为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又有自鸣钟者，秘不知其术。大钟鸣时，小钟鸣刻，盖气机所为，他人不能为也。”

利玛窦进献的古钢琴引起了皇帝和宫廷的注意。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4名在皇宫负责演奏乐器的太监奉皇帝之命来见神父，要求学习弹奏古钢琴，以便来日在御前奏此乐器。与利玛窦同来北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去给学习弹奏古钢琴的太监们上音乐课，成为中国宫廷中的第一个外籍音乐教师。音乐课持续了一个月，4名太监每人学会了一首乐曲，太监们很希望传教士们能为他们演奏的乐曲配上歌词，于是利玛窦利用这个机会用中文编写了八首歌词，并辑成册，以中文命名为《西琴曲意》。其中Canzona是13～17世纪意大利流行的一种较为通俗的抒情诗，16～17世纪又成为意大利器乐曲的重要体裁，在这里应该是就前者而言的。

关于《西琴曲意》的由来，利玛窦在《西琴曲意》的“小引”中也做了说明：

万历二十八年，岁次庚子，窦具物，赴京师献上，间有西洋乐器雅琴一具，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因乐师问曰：“其奏必有本国之曲，愿闻之。”窦对曰：“夫他曲，旅人罔知，惟习道语数曲。今译其大意，以大朝文字，敬陈于左。第译其意、而不能随其本意者，方音异也。”

康熙皇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61——1722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后人在称颂他的政绩的同时，总要提及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的品格，而康熙皇帝重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拜洋人为师，广泛涉猎西方文化，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对于西洋音乐，康熙帝也曾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并多与这时期的中西音乐交流史事有关联。可以说，康熙时期中西音乐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托了皇上的“天恩”。

康熙皇帝8岁继位，亲政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求知欲望日盛。他十分钦佩外国传教士们在科学、文化方面的修养，经常召教士们入宫讲论西方学问。

在康熙皇帝的西洋教师中，比利时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和意大利籍罗马天主教遣使会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0——1746），是与西洋音乐关系最大的三位。

徐日升有很高的音乐造诣，不仅精通西洋音乐，对中国音乐也非常了解。他应康熙帝召见，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1月来到北京，任康熙帝的宫廷音乐教师。据法国传教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在《1522——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著述提要》一书中介绍，1676年（康熙十五年），一次徐日升和南怀仁与康熙帝在一起，曾命徐弹奏宫中古钢琴——拨弦古钢琴，并弹奏了中国曲调。每听到中国乐曲，他能够随即记下曲调或用古钢琴进行模仿而毫无差错。康熙帝十分赞赏他的音乐才能，赐给两位传教士24匹锦缎。

徐日升于1708年在北京逝世。两年后，又一位传教士德理格继承了他宫廷乐师的职位。

德理格1710年1月3日（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四日）以罗马教访华特使多罗的随员身份来华，抵达澳门，翌年2月5日入居北京，同年3月22日觐见康熙皇帝并受皇帝之命担任宫廷音乐教师。德理格是继徐日异之后以精通音乐著称的西洋传教士。与德理格以同样身份一起来北京的意大利籍罗马天主教信使部传教士马国贤在其著作《中国圣会和中国学院创办记事》中，记载了一些德理格的事迹。书中马国贤记载他与德理格等觐见康熙皇帝时，康熙曾命令德理格演奏古钢琴以测试他的音乐水平。当康熙皇帝确信德理格通晓音乐时，就命令他：

“必须前往住到佟国舅的住宅里，调准铙钹和键琴。皇帝陛下在所有各地的皇宫中都有许多这样的乐器。当说明德理格不懂得中国语言时，皇帝说道，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调准铙钹、键琴用手而不用舌头。皇帝料想他自己是一名出色的音乐家和一位较好的数学家。但是，虽然他爱好科学和其他一些艺术，却对音乐一窍不通，而且仅懂得数学的基本原理。这里几乎每个房间里都设有铙钹或键琴，他不但不会弹，就是他的妃子们也不会。确实，有时他用一个手指弹拨一个琴键，根据中国宫廷中惯于实行的过分奉承，这已足够使旁观者钦佩得五体投地了……一天，皇帝命令德理格弹奏铙钹，对于他的演奏皇帝表示很满意。后来赐给我们一些食品，以示他的欢心。”

上文中的“铙钹”和“键琴”在原意大利文中分别为cembalo和spinette，即翻译为拨弦古钢琴和斯宾耐琴。同样。上文记德理格弹奏的“铙钹”，原文为cembalo，即是拨弦古钢琴。马国贤著作中还记有德理格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以手摇式小型管风琴献于宫廷。

上述所引用的史料都是与康熙帝有关的。一些外文资料中多次提到康熙皇帝曾演奏过西洋乐器。这在中文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印证，下面的记载来自曾是康熙帝宠臣的高士奇（1644——1703）所著《蓬山密记》：

“康熙癸未（1703）三月十六日，臣士奇随驾入都……二十一日……至渊鉴斋，上垂问许久。观四壁图画，转入暖阁，彝鼎古玩、西洋乐器，种种清响……四月十八日（6月2日）召至渊鉴斋，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廿根，上亲抚普安咒一曲。因云箜篌唐宋有之，久已失传，今得其法。令宫人隔帘弹一曲……十九日赐西洋画三幅。”

《蓬山密记》是以13日记体写成的小册子，记载了作者晚年复被召回北京时与康熙帝的一次聚会。从引文中得知，西洋古钢琴在宫中已可仿制，康熙把古钢琴当作箜篌之再造，宫中已有乐人可演奏古钢琴。康熙作为一位君临盛世的封建皇帝，能够对西洋音乐感兴趣，号召皇子们学习西洋音乐，在宫中营造西洋艺术的氛围，并有着学习西洋音乐的“律吕根源”重于学习弹奏古钢琴技艺的见解，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自明朝古钢琴进入皇室之后，神宗皇帝对这件庞大乐器十分珍爱，并向庞迪我神父学弹这件乐器。随后，利玛窦根据这些乐曲，填写歌词，编辑成《西琴曲意》，共有八章，且每一章都加了小标题。由此可见，这是钢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与教学，利玛窦也成为最早教授钢琴的外籍教师。

显然，由于传入的数量极少，这件乐器的到来，从音乐方面看并没有对中国当时的音乐状况造成多大的影响，深究它的原因，多是由于这件乐器是作为礼物献给皇帝的，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只有皇帝一人拥有和极少数人能够接触。

也正因如此，这架古钢琴仅在皇宫里得到了极有限的传播和应用，在教堂里仅是唱弥撒时用于伴奏，所以很难产生影响。但是，从此古钢琴这件西洋乐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