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改革背景-通识教育评论·2017年春季号

通识教育作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每当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危机或出d现问题之时，通识教育总是被视为迎接这些挑战促进发展的重要工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对美国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培养专才和通才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通识教育出现危机。据统计，当时美国高校大约有四分之三都减少了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在美国本科生总学分中所占的比例也呈现下降趋势。

通识教育的窘境令美国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尤其是拥有良好教育软硬件资源的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更成为美国舆论诟责的对象。为此，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开始成为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不得不深入反思的问题。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识教育自身长期存在的内部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成为其不得不改革的重要因素。罗伯特·牛顿（Robert R.Newton）将通识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四方面的主要归类：（1）知识层面，知识的整合性和碎片化；（2）学生学习层面，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3）教师层面，教师的广博性和专业化；（4）学习内容层面，西方文化和多元文化。与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一样，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同样存在以上四方面的问题和矛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斯坦福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就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通识教育的问题和矛盾。

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中开始增添有关非西方文化和女性、种族等相关的内容，改变了西方文化独霸本科通识教育的局面，着重解决通识教育中学生学习内容层面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黑人演说家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2]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指责斯坦福大学的西方文化课程漠视女性与少数族裔，再次将通识教育贴上“需要改革的标签”。斯坦福大学的理念是好的通识教育应该增加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除了自身文化之外，学生还应该学习和了解拉美文化、亚洲文化、非洲文化等。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通识教育应该包括已经成为人类遗产的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为此，斯坦福大学开始为本科生开设少数族裔和其他种族文化课程。除了学习文化外，斯坦福大学还为本科生开设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类课程。本科生的多元文化课程内容越来越丰富，文化越来越多元，已经成为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993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本科生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t Stanford），协助教务长进行本科教育改革工作。在成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本科教育研究委员召开了约200次校园会议，集结各方力量和智慧，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等多角度出发探讨本科生培养问题。该委员会建议向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smore College）和阿莫斯特学院（Amerst College）等小型精英文理学院学习，为斯坦福本科生设立了入门学习计划（Stanford Introductory Study），开设小班研讨课，让斯坦福本科生体会到通识教育的氛围。(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给大学本科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本科教育再次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提高本科教育质量，2010年斯坦福大学新任命的教务长约翰·埃切门迪（John Etchemendy）发起“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教育研究”，全面审视并反思斯坦福建立以来的本科生教育工作。本科教育研究委员会认为以往的通识教育改革都太过零碎化。真正有效的通识教育不仅应该关注大学教什么，也要知道大学怎么教；不仅应该讨论学生学什么，还要关注学生怎么学和在哪儿学。

2012年斯坦福大学出台了《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教育研究报告》，对斯坦福本科生通识教育进行了新一轮的分析和规划。报告打破原来通识教育的零碎化局面，提倡通识教育的整合性；突破学科界限，更加重视学生跨学科学习；破除以专业学科为主的倾向，强调学生学习知识的广博性。报告指出成功的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必须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和成长各个领域，将学生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自由、多样的学习和经历才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学习热情。2012年的研究报告被视为21世纪以来指导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航向标。报告中所涉及的有关通识教育整改建议和计划也极具创造性和突破性，被看作是斯坦福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改革的一次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