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的文明使命：通识教育评论2017春季号

北京大学干春松老师曾指出通识教育的两个基本面向——大书与大问题，对此我深表服膺。这两“大”所共同关涉的，是更为深处的文明问题。大书是文明开端处的经典，源初性的奠定或者说形塑了文明的骨骼与面貌。毋庸置疑，文明的品性与经典的品格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世界各文明纷歧互异的生活形态和德性目标，最终都可上溯至《柏拉图对话》《新旧约》和五经等经典大书的规定与内在张力。大问题恰恰也是文明开端与转折处发生的问题。大问题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古）与现实（今）之间裂开了一道缝隙，其下掩藏着危机的深渊，但同时也蕴藏了人类生活形态的全新可能。对大问题回应的成功与否，同样会对文明的走向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活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对人类生活的重新规划之中。而在大书与大问题之间，大书可视作对根本性问题的成熟回应，新的大问题的出现一方面重新激活了经典传统内在的丰富资源，另一方面也呼唤着新经典文本的出世。故而，通识教育的眼光在于一种文明的抱负，舍二“大”而谁归？

再者，通识教育的推行也出于一种现实的焦虑，事实上这本就是古今裂隙的结果。一则，现代生活已经决意将文明传统抛在脑后，经典也丢进了故纸堆。我们在进步日新的快车上“骑虎难下”，连一路上的美景都无暇观赏，遑论一座座斑驳的文明的基石与界碑。文明的主题从人性的成全跌落至人欲的满足和竞赛。这样的境域中，无聊、恐惧与戾气是现代生活的主调，传统与经典被忽视或被谈资化，我们又怎能期待敦重典雅的德性生活？

二则，现代大学的体制，尤其是学术分科的细化，在使各学科更明确自身主题和边界的同时，也默默离析瓦解了人类生活的整全视野。我们学会了从经济原理出发、从法学原理入手、以历史的眼光为中心等，去分析人类事物的各个领域，却丧失了就人之为人、人类生活本身思考问题的能力。而学科地位的升降就很大程度受到社会、市场因素的影响，这也使大学日益将自身使命矮化为职业技术学院和进入社会熔炉前的演练场。当教育很少再将自己的目的聚焦在培养明辨是非、勇毅审重的品性，或引导这些干净的灵魂去思索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时，我们就更难安抚时代的不安感。(www.xing528.com)

当然，通识教育也并未单薄地将自身局限在反现代性或反学术分科的形象中，毋宁说，它更多的是在思考古典文明与现代生活的洽接问题，是在古今中西的缝隙间、人类存在悬而未决的时刻前，重审人类美好生活的努力与尝试。是故，秉持着这样一种共识，北大、清华、复旦、中大等高校共同努力，推进通识教育深入触摸文明在古今中西各个向度上的形态、脉络与细节。而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建立：人物、制度与思潮”课程恰恰面对的是1840—1949百余年内这四个向度交汇、激荡的场景，观察风云际会的思想交锋，厘清复杂委曲的事件纽结，及追溯背后丰富的文明传统，每一步都带着深重的历史感和切近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