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评论：经文还是注文？一书还是四书？选本还是全本？

这里讨论的都是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

1.经文还是注文？

这实质还是究竟讲子学四书还是讲理学《四书》或经学四书的问题。经文代表未经后世诠释的原始经典，需要还原到春秋战国时代去理解；注文则代表后世各个时代对四书的理解，与原始经典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子学四书与理学《四书》的另外一个重大区别在于：相对而言，子学四书的产生背景注定四书所关怀的既讲“内圣”，又讲“外王”；而理学《四书》则更倾向于讲“修己”而忽略“治人”。就今日高校开设《四书》课而言，“古典学”的复兴渐成趋势是一个有利因素，这有助于某些信仰的形成甚至某些“信仰共同体”的建立；然而现今所面临的社会状况与理学时代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既面临民众心性的普遍失落，又面临社会各项制度的缺失。因此，在讲解《四书》过程中，“内圣外王”“修己治人”恐怕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能仅仅将儒学定位为一种“为己之学、成德之教”。当然，这样说并非将经文与注文对立，具体讲解过程中必定会都有涉及。

2.一书还是四书？

倘若按照朱熹所建立的完整的“四书学体系”的思路，四部书缺一不可。譬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便在于，朱熹选择这四种书乃是试图建立“孔、曾、思、孟”的儒家道统。但若不局限于理学《四书》，则大可不必受此限制，选择其中一书来讲亦无不可。而若要通讲《四书》，课时量如何满足，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3.选本还是全本？语录式还是全篇式？

四书中，《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不同，需要全篇、完整地讲解，不可割裂。《论》《孟》若全本来讲当然会更好，但《论语》本身是语录体，采用语录式或选本来讲也不会影响效果；《孟子》虽非语录体，而是带有更强的“创作”性质，但章与章之间亦有相对独立性，所以也可以采用语录式或选本来讲。只是需要注意，即便采用语录式，《四书》的讲法也应与《弟子规》等有所不同，主要是《四书》的历史世界^[10]比《弟子规》等要复杂得多，因此更应当突出其思想的体系和演化脉络，而不是侧重做人做事时某种“规范”的遵循。当然，即便是《四书》或《弟子规》中的某句话，对人一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比如笔者至今还熟记幼时的庭训：“出必告，反必面”（《弟子规》）；“事父母几谏”（《论语》）；“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孝经》）等等。

4.随意讲还是按次序？

这是《四书》讲解过程遇到的另外一个常见问题。按照朱熹所建构的四书学体系，《四书》之间不是随意排列的，而是有着规定的次序和内在的逻辑结构、学术结构。在朱熹晚年，对《四书》次序作了这样两种性质的规定：一是从便于治学出发，排列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11]，或者《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一是从反映作者先后和体现道统出发，排列为《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在朱熹看来，这样的次序一定要讲究，并且多加强调，《晦庵集》卷四十五《答杨子直》即云：“亦欲见得《四书》次第，免被后人移易颠倒。”假若按照朱熹的四书学体系来讲《四书》，这个次序恐怕要遵循。或者即便不按这样的次序讲，至少也要把朱熹所以讲究这样次序的缘由弄清楚，而不当如四库馆臣所言：“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12](www.xing528.com)

5.书院式还是普通式？

谈这点，乃感于最近关于高校设置书院的报道（比如苏州大学的“敬文书院”，南方科技大学的“致仁书院”以及复旦大学在通识教育过程中试点四年书院制）。书院的设置，目的在于探索教育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未尝不是一条路子。目前高校教学的普通模式中，是不可能允许有那样多的课时来通讲《四书》的。若采书院式，则可以不受此限。比如元人程端礼曾撰《读书分年日程》，是当时指导书院和官学、乡学教学的课程教学计划，或许对我们今天有所启示。

《读书分年日程》以《朱子读书法》为本，提出了当时理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程端礼将青少年的读书学习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有不同的内容：

一、“八岁未入学之前”，学习内容为：“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

二、“自八岁入学之后”，学习内容为“读《小学书》正文，……《小学书》毕，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次读《易》正文，……次读《书》正文，次读《诗》正文，次读《仪礼》并《礼记》正文，次读《周礼》正文，次读《春秋》经并《三传》正文。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

三、“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自此依朱子法读《四书注》，或十五岁前用工失时失序者，止从此起，便读《大学章句》《或问》，仍兼补《小学书》”，这一阶段的读书次序为：“《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钞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钞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读本经。”

最后，程端礼总结道：“前自十五岁读《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性理》诸书，确守《读书法》六条，约用三四年之功，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

这里面涉及的，一是读书的内容，一是读书的次序，一是读书的效果。窃以为，或许只有通过这样读《四书》，方可真正达到“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