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实践与心性义理：通识教育评论2017春季号

顺承上文而来，我们不禁会问：在当代大学课堂讲《四书》，究竟是如子学时代那样突显四书的“伦理实践意义”，还是如理学时代那样体会《四书》的“心性义理内涵”？提出这一问题，乃是基于从子学四书到理学《四书》，经历了一个从形下到形上的提升过程，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距离。正因为此，陈少明先生在探讨了朱熹创造的“四书”系统的论说结构后，也提出这样两个疑问：

要整体继承这份伟大的文化遗产，今天需要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从“四书”系统中抽象出来，或者倒过来说，是这个系统赖以支撑的理学论说，不论是诠释还是评论，都是一种远离日常经验的论说形态，它既同《论语》中展示的原初伦理实践拉开距离，也无法有效地把孟子那种富于英雄气概的精神体验表达为普遍思想经验。那么，这种论说对促进儒家履行伦理职责与提高精神境界的目标，作用表现在哪里？第二，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说理，这个用以理解文本的思想框架本身，不是按现代哲学论说要求的那样，先建一个在逻辑上程序有效的理论结构，而是经验片断的类比，对事物的直觉，再加上经典论述的信赖，混合而成的一组概念。这样的思维模式，在特定的信仰共同体，是可以被接受或者在实践中有效的。但面对当代学术背景，继续用这种经典诠释的方式推动理学研究，作为思想史评述当无问题，但对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有多大的作为？套用宋儒的语言，前者是“尊德性”该如何尊，后者是“道问学”是什么学。

这两个疑问，对于今日探讨高校《四书》课的讲法都有启示意义。第一个疑问的启示意义在于：今日讲《四书》，不能仅仅从心性义理角度解说，更需要深入挖掘《四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实践意义，不然便易流入虚空。换句话说，当今讲说《四书》时，应当有意识地做到理学《四书》与子学四书的贯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对《论语·乡党》这样的篇目，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研究思路，并指出：(www.xing528.com)

当代儒学发展迄今，尽管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谓的仅仅局限于道德形上学或哲学领域，而是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都不乏深广的探讨，但心性论探究的细致入微，的确构成当代儒学理论重建的一大特色。相对而言，对于儒家传统中另一个重要向度——礼仪实践——的讨论，则似乎稍嫌不足。……以往对于儒家传统尤其先秦儒学的“礼仪”问题，基本上并未引入功夫论的视角。或者说，大体上认为功夫问题只是宋明儒学言说脉络下的产物，先秦儒学并无功夫论可言。换言之，在先秦儒学的礼仪实践和宋明儒学的自我修养功夫之间，应当是“所同不胜其异的”。这一点，或许是以往学界对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的差异提揭过重，对儒家传统这两个重要阶段之间的连续与连贯未能正视所致。然而，在笔者看来，从功夫论的角度来理解先秦儒学的礼仪实践，恰可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一个重要向度。事实上，先秦儒家的礼仪实践，正是自我修养功夫的一种方式，绝非种种外在社会角色的简单履行。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的反问，正是要人们深入反省礼仪实践的深刻蕴涵。而作为自我修养功夫的礼仪实践，进一步来说，根本上是一种在日用常行中各种境遇下无时无处不在进行的身心修炼。所谓君子与圣贤，正是那种通过身心修炼而在日常生活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使自己行为“得体”（“合乎礼仪”“合理”）的人格典范。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描述的也正是这种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的圆满成就。^[9]

第二个疑问的启示在于：首先，面对当代学术背景，不管是继续用这种经典诠释的方式来推动理学研究，还是将经过了历代诠释的经典作为教材以光大成德达人的教育精神，都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现代社会重建某种信仰，使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被接受，并最终在实践中获得效果。其次，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之间，当务之急，恐怕要首选“尊德性”，我们更多思考的是应该是如何来尊，因为这正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