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英美的住宿学院在二者起源和之后的实践中有诸多的不同，整体上关于住宿学院的教育研究主要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集中的学理化讨论。而在这一点上，中文学术界尚没有足够的学理研究，绝大部分现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经验之谈，缺乏对现行模式内教育本质的探讨。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回溯住宿学院作为一种教育实践的思想渊源。
回到20世纪50年代末，各种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心理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丰硕成果渗透进教育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导向和方式。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和咨询理论在人本主义浪潮下的发展，肯定人的天赋和个性，认为教育是为了帮助人的自我实现。70年代开始，学生发展理论不仅讨论心理发展问题，而且讨论认知和智力的发展方式，要求教育促进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发展，使得学生的社会行为和情感同他们的认知技能同步提高。这些思想强调教育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功能，目的是引导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教育学家们研究住宿学院作为一种实践载体来与这些诉求相呼应，探索在住宿教育中的各种有利因素和结构设计，并以前述的这些思想为纲领，致力于发展更有效的住宿学院。
1.人本化教育思想
人本化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后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美国第三波心理学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主张教育应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和创造型的人”[11]。
马斯洛（Abrahan Hararld Maslow）在提出“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的同时认为，“学习”（learning）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是内因性的动机，因此教育应当关注学习者的内在自我[12]，也就是使得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潜能不断实现，同时也指向个人寻找自我的同一性。他对于“自我实现”的强调是突破性的，引导教育者们将教育的最终目的定义为帮助学生实现自我，因此对于这种实现，教育者要做的则是布置教育环境来促进这一目的发生。
罗杰斯（Carl Ranson Rogers）在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咨询技术（person-centered approach）的贡献之上，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与传统教育不同，罗杰斯认为教育应该允许学生在开放环境中创造独特的经验，甚至让他们体验错误，而老师只是一个“促进者”而非指导者，学生是通过这些自由选择和自我指导得以成长的[13]。在当时，罗杰斯也表达了对这种新兴的与现行教育完全相反的教育理念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忧虑，他指出思想的改变并非一日之功，我们的学校也无法短时间内卷土重来。但是，罗杰斯对于环境和体验的教育功能的强调已经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Fromm）则综合和扬弃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对人性的重新认识使得教育者从教育问题的出发点上进行了更深的探讨。弗洛姆强调“自爱”以肯定人自己，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至上取向以及“人性”的异化[14]。他对于经济社会中教育仅仅提高人的经济角逐能力却不关注人之本质的批评，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现状来说仍是警钟长鸣的。
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对成熟和健康人格的细致研究对于学生的个性评估和职业指导、学校教育中的个别化与个性化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对于学生寻找自我独特性的作用等[15]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学生发展理论
教育者们确定了教育为发展“全人”的理念后，关心的焦点就落在了如何促进学生的正面成长之上，学生发展理论随着高校对于学生事务工作的关注而达到全盛，研究者们致力于探索建设利于学生成长的学校教育环境。(www.xing528.com)
从人类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埃里克森（Erikson）提出了“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Epegenetic Principle），认为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个体都要面临独特的需要处理的成长问题，只有处理好了才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否则个体将遭受物理成长和内在成长不统一所带来的痛苦。类似的，皮亚杰（Piaget）从认知结构的角度提出了阶段性的思维发展特点。由此，教育者意识到教育工作应当适应个体在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服务于帮助个体处理每个类型的成长问题。
奇顾林（Arthur Chickering）的七变量理论（Seven Vectors）为西方的住宿学院制提供了夯实的理论基础。1969年，他将学生在大学阶段发展自我认同同一性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任务”划分为包含能力、情绪管理、处理依赖与独立、建立成熟人际关系、自我认同、发展目的和追求、发展整合等的七个变量[16]。为帮助学生完成七变量，大学必须创造一个全方位的支持性环境，也就进一步确立了住宿学院的发展意义。奇克林于1975年继续提出高校对学生发生影响的概念模型[17]，认为学生的学习和智力发展需要分化（differenti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两个过程。分化意为让学生接触多样的学术内容，并辅以大量的课外体验，使学生得以与不同的人和事物充分互动[18]；与此同时，整合必须同时进行，意为帮助学生从多样化的经历中提炼出事物关联，并能运用这些经验到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19]。在很多时候，高校确实能做到“分化”，然而对于“整合”的重要性的认识和研究却相对较少。奇克林的研究为大学教育如何关注个体成长，给予积极干预和支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蓝本。
3.其他相关研究
在人本化教育思潮和学生发展理论的几位主要人物的研究贡献之上，后起了大量结合理论与实践的较为经典的教育研究，其中不少都与住宿学院的研究相互联系。
雪城大学文森特·廷托（Vincent Tinto）教授提出辍学理论，研究学生为何选择上大学或者从大学中辍学，其中反映了不同大学环境带来不同个体经历和改变的事实[20][21]，这一研究的反响热烈。在高等教育界，研究认为学生的个体成功受到背景性的学生个性和可塑造性的大学环境两大方面的影响[22]。鉴于大学无法改变学生的过往，越来越多希望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者们投入到对高校如何为学生提供支持性的教育环境的研究中去，以期帮助学生获得成功。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确定了高校学生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如社区融入、课外活动、朋辈群体、教职、学生事务工作者等以及它们的作用机制。
关注学生的体验和参与是英美住宿学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亚历山大·阿斯汀（Alexander Astin）继1977年发表《关键的四年》[23]（Four Critical years：Effects of College on Beliefs，Attitudes，and Knowledge）阐发大学影响模式之后，又于1984年提出参与理论[24]（theory of involvement），直指大学中个体参与的重要性。阿斯汀认为，理想的大学教育产出是学生收获正向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与学生在大学课程内外活动中的参与度紧密相关。这种参与应该是投入精力的，持续的，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生越投入收获越多，而学生的学术成绩也与看似无关的课外活动的参与度有所关联。这些结论被之后很多的研究者论证，校园中的个体参与情况如加入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区活动等都被发现对学生发展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25]。更为重要的是，帕斯卡瑞拉（Pascarella）和特伦兹尼（Terenzini）指出在大学这阶段促进个体发生重大改变的影响因素往往是一系列相关经历累积作用而非独立作用的[26]，因此对教育者来说需要关注各个积极影响因素在校园中长时间的融合。
教育家库（Kuh）认为，大学影响的累积性本质的应用是打破学术和学生事务之间的功能壁垒，督促大学建立更多二者合作的项目或举措[27][28]。学生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而课堂的正式学习只能关注到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因此学生社区作为一个有力的补充和链接，大大发挥了其教育功能。为了满足以上要求，住宿学院逐步发展，被更多研究证实能给予学生个体充分的关注，有利于发展课外活动的教育意义并鼓励学生参与，创造了更好的教育环境。美国高校人事协会（ACPA）在SLI[29]（Student Learning Imperative）中强调，住宿学院为学生创造了具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学生社区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教师和朋辈互动的机会，以及参与课外活动的公共空间[30][31]，鼓励学生参与纳入教育内容的丰富活动中去，将课堂内外无缝衔接[32]，使得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马基思（Marchese）也指出，学生社区作为有力场所，能融合学生多样化的课堂内外的经历[33]。学生社区模糊了学术和日常生活的边界，故意将二者融合以更大程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研究确实发现住宿学生往往有更高的参与度和融入感[34]，其他研究也大都支持布莱米林（Blimling）的观点，认为教育者可以设计针对学生社区的有效干预手段以促进学生学术、智力和认知的发展[35]。
以上所提到的教育实践与理论的研究，实际上都强调了教育者应当创造一个充满各种发展可能的支持性的教育环境，通过鼓励受教育者的多元参与和体验，促进他们发掘其自我认同，完成自我管理和学习，实现其自身的能量潜力。这些理论的发展和英美国家的住宿学院相辅相成：一方面，理论为如何建成一个为学生提供支持性的住宿学院教育环境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英美高等教育研究当中，许多研究论证了住宿学院在实践这些教育理念上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