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改革话语的衍生：通识教育评论·2017年春季号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迷思常常集中在于“上大学的意义”上，包括质疑参加高等教育究竟能否为个体带来改变，若能，这段经历能在多大程度上带给学生积极有益的进步。我国内地现行的高校模式主要来源于前苏联，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劳动人事制度相适应的学生教育模式，其内在逻辑是高等学校必须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学生的客体地位，致力于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和道德教育，使学生达到既定的培养目标和标准^[2]。这一教育理念，顺应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国家需要。而今，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业市场对人才的定位和要求随之改变，现行的教育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对新世纪人才的希冀。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效能，迎接高校扩招对教育质量的挑战，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内地的高校建立“书院制”作为一大教育改革潮流已成为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动因大致可归于对现有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弊端的认识^[3]：（1）传统教育理念落后，缺少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认识和关注。（2）现有科层制的学生管理体系使得学生在课堂以外的宿舍区域缺少教育功能。（3）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和服务团队缺少专业性。这些沉疴导致了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的低效甚至一些负面问题的产生：注重管理而忽视发展的理念限制了学生的个体独特性和创造性，也难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学生组织的自我管理功能。承担育人职责的教师和学生事务工作者较少能与学生进行个别交流和隐性熏陶，学生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割裂也造成学生学术发展与社会融合能力相分离的后果。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改良势在必行，于是书院制应运而生。一些重点高校如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在2005年之后都陆续开始类似的实验，其理念是一种从传统的以院系班级为学生管理单位转为以学生住宿社区为中心、为适应学生发展投入积极关注的管理模式。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现代书院制是嵌入在现有高校模式之中，在其基础上并行而发展的、对我国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补充形式。

这一现代书院制的产生背景既有承袭于我国古代教育管理制度的方面，也受到西方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在地化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自有“书院制”作为教育机构的历史。当时的书院融教育、讲学、议政、藏书于一体，学生在书院中要取得“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知识储备和品性养成，培养人偏重于儒家道德层面，同时也曾为皇权下的古代科举制度服务，输送人才。虽然在中国内地，古代书院制度早已随着科举制的覆灭而消亡，如今的书院制涵义显然不同于古代书院，但是书院在很多场合的宣传当中仍然离不开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联结。时至今日，我们所指的书院只是借用了这一书院制度的名称，其实质是现代高校体系下的一种社区生活管理模式；但古代“书院”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教学相长的育人方式，又对当前高度行政化和相对功利化的高等教育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取“书院”之名常常寄予着教育者重建具有人文精神的大学教育的一种希望，其实质却不是“复古”之举^[4]。(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我国内地出现的“现代书院制”主要是在学生管理模式上大规模借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的住宿学院制（residential college），在理念上和措施上都有很多共性。由于制度上更加亲近这些英美大学的住宿学院，因此“多元融合”和“国际视野”也常常出现在和书院有关的文本当中。英美住宿学院多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注重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具体特点，让学生成长为自己希望成为的某种人才；而我国内地实行书院制改革的高校虽较多积极发展“通识教育”，但仍确立了国家导向的理想人才标准，引导学生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5]。我国现代书院制和英美住宿学院制都以学生宿舍为管理平台，建构相应组织机构，建立相应活动设施，开展丰富而有益的活动^[6]，但是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运行的现实基础和存在的外部关系都还有很大的差别^[7]。

在已澄清两点——（1）我国内地现代书院制并非是对现有高校教育模式的改革和颠覆，而是于大厦之内新建后花园的补充形式；（2）我国内地现代书院制并非复古之举，而更多是借古义、仿西制相结合的一种在地化的新运动后，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书院建设这一运动的基本立足点了。内地高校的书院制建设从21世纪伊始开始蓬勃发展，虽然各个学校建设书院各有其文化特点，但是描述书院理念和阐释书院目标的过程中总存在一些共性。普遍来说，这一书院在地化运动并没有一个确定统一的理念口号，基本上是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践者和研究者“远采中国古代书院制度，近仿西方住宿学院制度，融合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博雅教育’传统”^[8]后新衍生出的改革话语，以寻求更有效的、更能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生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