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人绘制的动物图形象多注重神似，甚至捕风捉影，即使是比较严谨的中草药图谱中也难避免，这有种种主客观原因。例如，笔者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提交了一幅实际上的宋人绘制的“麝”，并将其鉴定为林麝，却遭到审稿专家质疑。因为我国现生5种麝，唯有林麝“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44]，况且还有现代摄制的林麝在树上的照片。
古人绘制的动物图形象多注重神似，甚至捕风捉影，即使是比较严谨的中草药图谱中也难避免，这有种种主客观原因。如果求全责备，则将否定相当一部分自然界实际存在的物种。
例如，笔者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提交了一幅实际上的宋人绘制的“麝”（图1.21；郭璞，1985），并将其鉴定为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却遭到审稿专家质疑。因为我国现生5种麝，唯有林麝“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44]，况且还有现代摄制的林麝在树上（图1.22）的照片（盛和林等，1999）。
图1.21 麝（《尔雅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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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在树上的林麝
又如，我国历史上曾有苏门答腊犀牛（简称苏门犀，又称双角犀Didermocerus sumatrensis）、印度犀牛（简称印度犀，又称大独角犀Rhinoceros unicornis）、爪哇犀（简称爪哇犀，又称小独角犀Rhinoceros sondaicus），但它们的形象在历史上曾出现逼真→失真→逼真的反复：到战国时期，制作的犀牛形器物还比较逼真，但其时也开始出现走样的犀牛形象，并且延续到清代后期，有的“犀牛”形象还十分离奇；直到清末，绘制的犀牛形象才又归真，这与犀牛的分布变迁是吻合的（文榕生，2013）。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对野生动物描述（无论是文字还是形象）的绝对准确，尤其是那些难以常见或近距离观察的物种，否则，我们不是无法充分利用延绵数千年来古人对野生动物记载进行研究[45]，就是容易因不辨真伪而造成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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