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名称本身就已明确无误地概括了其研究定位。
郑度(2013)院士诠释(现代)动物地理道:
在地球陆地表层的自然环境中,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和土壤等各种自然要素密切联系,它们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有规律地形成具有相对一致性的自然综合体。在生物要素中主要包括植物和动物,形成不同类型的植被和动物群。野生动物能够迁徙、移动,它们在陆地表层的分布和变迁,与地表自然环境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变化紧密相关,同时也受到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作为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动物地理学研究陆地表层动物的分布、迁移及其生态地理规律,以及动物区系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正如地理学前辈黄秉维先生所指出:“研究和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能不在自然的综合及自然与社会的综合中包括动物在内。”在实践上,动物地理研究可以应用于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保护区规划与建设、自然环境的变迁、动物疫情流行和自然疫源地研究等领域。
历史动物地理学则是在时间段上与其有所区分,研究介于地质时代与现代二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历史时期,对动物(非特指,即默认为野生动物)的空间分布状况与分布区的盈缩变化规律等及其原因进行探索,在学术上和实践上均有重要意义。
诚然,谭其骧等大家划定以“人类文明”作为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分水岭,当代地理亦即“今地理”,并指明不同的基本研究方法(葛剑雄,2005)。窃以为,这种划分,只是规划出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往往出现交错现象。在时间方面,我们的研究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前伸或后延,这是由于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连续性的,而我们的研究只能截取其中某一片段;并且,我们研究以往的目的都是为了指导现实或将来的行为。至于研究的对象,一般来说,处于时序在后的,我们往往可以采取更多的方法,获取的资料也更加丰富、详细,准确度更高。因此,我们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不能拘泥于前人的模式,而应有所发展,既可利用留传下来的文字记录,也可利用没有文字记录的其他科学手段。
如果说,研究历史人文地理更多的是依靠古文献记载,这种成果与人类文明之初尚有一段空白的话,那么,研究历史自然地理,除了利用古籍外,已经大量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新手段的成果(如遗存、遗迹、孢粉、泥炭、树轮、断代法等),使之与人类文明之前的状况可以实现对接,这些客观实证更具说服力。
就研究历史动物地理所利用文献,于希贤(1995)教授明晰地指出:
近几千年来,特别是有文字记载以来近期的动植物的变化,外国学者囿于文献不足,常常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有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少数地区研究火山喷发前后植物种属与植物区系的变迁。(www.xing528.com)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涉及范围最广的文献资料。如游记、笔记、正史典籍、文物考古资料、甲骨文、金文、地方史和地方志中,有着浩如烟海的丰富内容,为历史时期动植物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如何利用这些文献以发挥中国科学研究的特长,并补外国学者之不足,是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要取得科学研究成果,这首先需要有关学者有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与具备有关生物学的基础,并了解国内外本学术领域研究的前沿。
试看历史动物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关系(图1.5):
图1.5 历史动物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关系
就地理学而论,现通常可将其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古地理(人类文明之前)、历史地理(人类文明以来—现代)、(现代)地理。在“古地理”阶段,基本上仅涉及自然地理方面;在“历史地理”阶段,由于人类文明而出现人类活动影响因素,进而产生人文地理;“(现代)地理”中在自然地理方面与之前的研究内容不尽相同(如气候研究往往需要通过千年、百年甚至万年以上的变化,才有可能探索其变化规律,故现代地理学中纯粹的现代气候研究仅限于数年、数十年的变化),就是人文地理中的研究内容也有变化(如“聚落地理”仅存在于历史时期)。
即使是贯通于地理学全过程的“动物地理”研究,在不同阶段也是各有侧重。例如,对于现代动物地理学基本定型的动物区系划分并不适宜历史时期的动物分布变迁,这是由于动物区系是在历史因素和生态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涉及物种鉴定、组合,气候、地貌、动物、植物、植被及其变迁等多要素,从目前研究结果显示,历史时期与今截然不同,需要通过多方面大量的研究,才有可能发现其中的规律性,进而展开动物区系的划分。
当然,对于地理学各分支及其相互关系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各自内容的壁垒森严,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则往往取长补短、相互交融,使其更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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