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技术的“现代性”
文化是人的一种创造物,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化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和媒介[11]。众所周知,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多种多样,且在不断发展之中,从结绳记事、口语传播到鸿雁传书再到信息高速公路,从具体、实在的传播载体到抽象、虚拟的载体,都体现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当今社会中,民族文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也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高,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传播手段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民族文化传播技术涌现出一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
1.传播渠道更多元
从新媒体本身来看,新媒体并不局限于某种特有的媒体形式,而是建立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并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技术基础上的多种媒体形式,包括数字电视、车载电视、楼宇电梯广告、手机短信、手机电视、计算机等。相对于传统媒体中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载体的单一性,新媒体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扩散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在新媒体多元渠道的传播下,民族文化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被传播,为更多人所理解和认知,相应的民族文化产品因为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吸引着更多人的兴趣,如佤族服饰上的图案代表着佤族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佤族文化的传播可以使佤族的服饰、饮食、等产品被更多人所熟知。民族文化产品通过新媒体传播与扩散而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宣传推广效应。
2.传播空间更开阔
新媒体传播的多样性、便利性、及时性以及跨时空等特点,使得新媒体所应用的区域都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因新媒体应用而更加开阔。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12]。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扩散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新媒体语境下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得到无限制的扩大和补充。
3.传播主体更广泛。在传统媒体话语管理体制下,大众媒体话语资源基本上掌握在国家政府或者相关利益人的手中
然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赋予了平民大众充分的话语权,通过新媒体,每一个受众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媒体设备进行信息传播与扩散。因此,新媒体语境下信息传播主体由传统媒体时代下的屈指可数向海量草根群体发生转变,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主体数量借助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大幅度增加。新媒体时代,信息终端在网络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如IP地址、手机号、无线网络卡号、QQ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传播者可根据地址确定一个或多个受众,向其传播特定信息。更重要的是,受众对信息具有同样的控制权,受众可通过新媒体订制信息、选择信息、检索信息。那么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拥有一个信息的移动终端,都可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吸引其他受众的关注。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受众,也可通过检索,更快地得到相关信息。这无疑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主体变得更加广泛。
4.传播形式更多样
新媒体具有虚拟性,数字信息以比特的排列组合来表示和传播,人们可方便地通过调整比特的排列方式的排列,来修改信息甚至制作虚拟的信息。利用各种软件,可方便地毫无痕迹地修改文本、图片、声音、影像,可制作出逼真的虚拟信息[13]。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这些虚拟信息元素的加入不仅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本身更加生动、多样,并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通过新媒体技术,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制作成微电影、民歌等流媒体形式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
5.传播内容更丰富
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言论上的极大自由,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媒体、门户网站、论坛、博客、手机短信等方式任意表达自己的任何想法和需求。任何民众只要在电子信号覆盖的区域内借助简单的设备都可以对各方面民族文化的影像、文字等内容进行信息发布与传播,人人都是民族文化传播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因而传播内容会更加丰富。
(二)传播过程的“不对称性”
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Asymmetry)现象,一般是指文化传播强国(地区、民族)与文化传播弱国(地区、民族)之间在文化交流中不平衡的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民族的影响大于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的影响的现象[14]。笔者认为传播过程中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www.xing528.com)
1.获取信息的不对称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很少,但分布面积很广,除了主要聚居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甘肃、四川、湖南、湖北、吉林、辽宁、黑龙江、海南、台湾等省(区)外,还约有1000万人口散居在全国各地。可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或靠近边疆地区,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信息比较闭塞,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可能相对滞后一些。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民众受教育程度相对普遍较低,在信息获取与传达信息方面与发达地区或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差距,在获得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和不平等的地位。
2.传播内容的不对称
从当前媒介的传播内容看,媒体所传播的主要集中在时尚的、前端的、精英文化等展现城市生活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给民众带来了新鲜的、先进的生活理念,但这些内容对祖祖辈辈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来说,存在很大的距离感,大多数的人常常以一种“观看者”的角度来“欣赏”这些内容,对信息的传达和使用没有强烈的意识,很难产生共鸣,相对地,展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文化的节目较少,使得外界人们对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
(三)传播目的的功利性
当前,国内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并以新媒体作为基本的传播途径和手段,推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基本方式,按照“市场标准为主,艺术标准为辅”的原则,发展经济、繁荣文化[15]。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选择与商业“携手”,一些地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对民族传统艺术进行人为的“改造”,致其“变味”。笔者在给翁丁村村民的问卷中问到“你认为佤族文化中最有保护传承价值是哪些?”这个问题时,受访者认为占据前三位的分别为民族服饰(17.8%)、民族歌舞(17.6%)和特色饮食(12.3%),认为是传统民居的占12%,认为是风俗习惯的占10.7%,认为是民间工艺8.5%,认为是传统节庆的占8.2%,认为是宗教信仰占6.4%,认为是神话传说的占6.4%(见图2)。从这组数据里可以看出:村民认为佤族文化中服饰、饮食、民居等物质方面的要大于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在村民看来民居、工艺等物质文化可以为他们吸引更多的游客,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信仰之类的精神文化则不能转为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村民认为物质文化比起精神文化更有保护和传承价值,这也是民族文化传播目的功利性的体现[16]。
图2 佤族文化中最具有保护传承价值的是哪些?
(四)传播效果的差异性
民族文化传播还涉及效果问题,它不仅是一个输出过程,更是一个选择和接纳的过程,传播效果因受众年龄等不同也会有差异性的表现。以年龄为例,在调研中呈现出年纪越大,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程度越强的特点。相反,年纪越小的村民,越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论是在歌曲、服饰还是建筑方面,都有较为典型的数据支撑。如表1所示,在对村民进行更愿意住什么房子的调查中,有两个年龄段对于“城里的楼房”的选择比例超过了六成,分别是20~29年年龄段的75.0%和10~19年龄段的65.8%。这一选项的选择量,大致与村民的年龄负相关。对于“新建的砖瓦房”的选择,则大致呈现出与受访者年龄正相关的规律。
同样,在对村民“结婚采取的形式”进行调查时发现,对于“完全遵照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好好操办”这一选项的村民,与其年龄正相关,年纪越大的群体越赞同。与之相反,年龄段从小到大的选择比例分别为52.6%、50.0%、58.8%、61.5%、80.0%。而选择“基本遵照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简单仪式,少花钱”的群体则大致与年纪负相关,年纪较轻的村民更加赞同,不同年龄段的选择比例为42.1%、50.0%、41.2%、38.5%和20.0%[17]。
表1 年龄段更愿意住什么房子交叉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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