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identity)的概念,随着西方人类学的传入和勃兴成为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在西方,弗洛伊德对于“认同”的界定具有开创性意义,认同被认为是“在社会情景中,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意向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团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由于认同是一种在社会情境中发生的集体现象,西方学者更多地用它来描述民族主义及其诸多表现,认为认同更多的发生在那些身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拥有众多共同特征的社会群体,也就是民族之中。认同一方面表现在情感方面,即对跟自己有共同之处的其他群体成员感到亲切,承认、认可和赞同;另一方面也有社会文化规范的功能,即成员自觉地以所认可的对象的规范要求自己,按所认可对象的规范行事。
西方的文化认同研究更多的关注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这种研究倾向自有其渊源。紧跟西方殖民者在全世界脚步的早期西方人类学更多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原住民族群,这些部落族群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形成了单一稳定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与西方在民族主义基础上所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实际的吻合也加强了这种认识倾向。而工具主义的民族文化认同观点则建立于在变动环境下的少数族裔与主流民族文化的对话与变迁的期望之上。曾经鼓噪一时的“美国是民族熔炉”一说则是这种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潜能的乐观认识。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是民族及其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前提;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欣赏和包容也是民族友好往来的先决条件,各民族对共享的文化即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则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因此,多种民族文化共存共生的“多元一体格局”话语成为描述民族认同的主流话语。(www.xing528.com)
“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1989年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提出的。他明确阐述其观点:首先,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整个中华民族与中国大多数的民族,从总体上看,皆是由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继续在中华大地创造历史的人们形成的。其次,中华民族及其中的主体民族和一些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其起源是多元的。特点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与辐射。在同一民族中,往往既存在着广泛的认同,又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特点。
因此,结合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更倾向将民族文化认同置于一个多民族交往和对话、互相激荡影响的场域中予以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存在着一种广义的文化认同,既包含人们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又包含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认同。而文化认同的发展变迁是外来文化与主体文化互相碰撞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现象或机制。民族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等,与外来文化在基质上一一对应,形成映射关系;或在功能上相耦合,形成互补关系。民族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等,与外来文化“认同”,两种文化融合、交汇、依存,可以形成新的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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