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创新：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多种文化组成的巨大社会系统。多种文化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跨文化传播的理性目标应该是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而不是用一种文化去吞并或取代其他文化。文化只有在多元的状态下才能显示它的魅力和意义，才有可能为人类的想象力提供新的空间和动力。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文化，那将是人类的悲哀。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经说过：“推广一种唯一的文化模式将是灾难性的。这是连极权主义制度都未能实现的事情，难道金钱原则加技术同盟就可以做到吗？”^[22]

全球化的确带来了文化冲突，跨文化传播也遭遇到“不对称”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而是“和而不同”。是“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而不是“多个世界，一种声音”。所以，跨文化传播不仅不会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相反，跨文化传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正如有论者所说的，“创新的过程必然是从传统出走，但也必然又对传统多次回归……当创新之灵出走而忘返，追随异国他乡文化而去，我们需要对它呼唤，呼唤它回归母体，将它的新带给‘母体’……这正是21世纪汉文化传统创新与回归的使命。”^[23]要完成这种创新与回归，就必须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考察，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当前时代的要求接轨，也就是要在全球意识的关照下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所谓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就是要关注全人类正在关注的大问题，考虑自身的民族文化对解决这些大问题能提供哪些独特有用的资源和贡献。这样，这个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民族文化将有益于全球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在成为全球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会相应地改变和创新，发扬自己的优长而得以现代化并重现辉煌。

显而易见，全球化既不是“美国化”，也不是“中国化”。任何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都是错误的。假如我们承认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那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然而，在国内学界，有论者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其结果是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试图确立自己的“文化霸权”，以一种暗含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去抗击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显然是一个并不明智的文化发展策略。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交往，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这些观点的存在和传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更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我们并不需要以一种新的文化中心论去取代旧的文化中心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本土文化，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一种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战略。

在当前跨文化传播境况中，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存互补”，引入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智慧，是消弭文化冲突的最佳方案。我们知道，多元文化的构成是历史形成而又延续至今的客观事实。一旦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泯灭，也就不会再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和贡献可言。因此，跨文化传播是在开放、对话的精神指导下达到更高形态的综合乃至融合，而非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民族文化要保持自身主体性、民族性的“不同”；另一方面，又要同其他“异质文化”和谐共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在相互渗透、参照中达到新的和谐与统一，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当然，全球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因此，对其所遮蔽的深层次矛盾和规律性的把握，还需要参与全球化的民族主体在实践中继续观察和探索。对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矛盾及其特点，还需要我们在审视全球化发展特点和趋势中加以认识与深化。面对全球化引发的各种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传播境况中，我们必须建构起符合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

首先，中华民族利益与全球化进程的良性互动，是我们思考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点。全球化与多元化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探寻两极之间的黄金分割，才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全新的文化形态。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渗透、相互关联、难分难舍。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客观现象。总的说来，文化根源于人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对此，我国的文化建设应立足于和着眼于民族利益与全球化进程的互动关系来考虑。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以宽广的视野关注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在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吸取人类文明，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现代文明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转化为激发中华民族活力与创新力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我们应站在现时代和全球化的高度，与时俱进地制定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推动立足并发扬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文化发展原则必须在民族利益与世界的互动中加以观照，依据这样的原则发展的文化才能既具有民族性和自主性，又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我们只有自觉融入全球化进程，才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反过来说，只有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才能真正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文化的综合创新论既是近代以来文化交流史的理论总结，也是今后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张，又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易于被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所认可和实行。”^[24]在“综合创新论”看来，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中国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科学的与人文的有机结合或统一。显而易见，“综合创新论”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模式，真正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僵化和简单化的思维旧格局，也顺应了当代世界性文化发展的主潮流，开辟了在文化问题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新思路和新局面。全球化的影响，使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成为世界性的主导趋势。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冲突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在这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性因素。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主要看其创新能力的高低。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渗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这虽未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但对中国的主流文化已构成了挑战和冲击。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代表。这既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应对全球化在文化发展上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中国先进文化的根本特征，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形成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始终具备与时俱进的宽广眼界，有着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博大胸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古今中外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综合创新意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综合文化创新，既可以产生出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又是我们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文化价值之源，更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迎接外来文化挑战的最佳对策。

再次，坚持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对外来文化进行重塑和“整合”。全球化进程，既是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创造过程，也是不同国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外来文化加以重塑和“整合”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上流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文化“渗透”和“扩张”，一方面已使一些人以此为据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现实，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则认为，文化的所有精华都已存在于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之中，无须向外交流和借取。因为外来的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引进毫无意义。这两种观点显然都是有害的、错误的。我们应发扬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科学精神，结合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态势，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求，对世界强势流行文化话语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和阐释。应当倡导“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综合创新，为我所用”的原则，既要坚持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性，维护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适应全球化的大势，具有时代性。在差异中寻求整合，在整合中以求创新。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通过我们的文化阐释而赋予全球化以新理念的需要。

最后，建立保护民族文化的安全机制，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条件。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文化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与合理性、合法性之所在。因此，一旦这种文化遭遇威胁和侵略，则必然要给民族和国家带来深刻的文化危机甚至民族危机，这正是确立民族文化保护的动因与根源。中国的民族文化安全机制的确立，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对于外来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产品，只要符合国家的文化利益和有利于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就坚决予以支持；对不符合甚至侵害和违背中国国家利益包括文化利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严重威胁的，则坚决予以回绝。另一方面，对于外来文化的引进应给以量的限定。如果在文化话语、文化产品方面任其泛滥，客观上也就对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作用构成“消解”。文化安全机制的确立，并非民族文化发展的“狭隘视野”。它是在保持平等的文化视野和开阔的文化胸襟的基础上，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整合”创新机制。实践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的确能激发起它们的内在生命力并创出更加伟大的成就。舍此，任何一种文化都会衰败下去。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日趋加剧。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新特点，提出中国民族文化整合、创新与发展的科学对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理性力量和必然选择。

【注释】

[1]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64）

[2]转引自《一个时髦词的诞生——“全球化之父”评说全球化》，《参考消息》1999年2月15日。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5]［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同上书，第22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8]龚刚：《欧洲文化反击战》，《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www.xing528.com)

[9]关世杰：《国际文化传播》，载《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10]龚刚：《欧洲文化反击战》，《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11]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2]［美］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13]［美］迈克尔·沙利文-特雷诺：《信息高速公路透视》，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1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1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18]［美］爱德华·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4期。

[19]［美］詹姆斯·N.罗西瑙：《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载《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20]［美］詹姆斯·N.罗西瑙：《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载《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21]［美］乔治·索罗斯：《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载《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22]转引自［法］阿芒·马拉特《世界传播新构图》，《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

[23]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24]陈筠泉、李景源等：《新世纪文化走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