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现实难题：解决方法

综上所述，跨文化传播使不同文化出现了“杂交”“混血”和“不对称”现象，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殖民和文化被同化的危险。那么，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以何种方式存在，其发展方向是什么？理论界对此一直存有歧见。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一体化”，是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这样描述的：“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当人们更多地注意全球问题或全球文化，而减少对传统的、地区性的问题或文化的关心时，也许有些文化就会感到面临着威胁。”^[12]《信息高速公路透视》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沙利文-特雷诺也认为：“我们在将来肯定会实现一种同一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单一的世界性的知识之上。……两种文化或两个文化之间的偏见和长期对立可以通过对相互差异的了解而得到解决。通过一种中立的文化媒介，我们能清楚、简单地与他人沟通，我们能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动机。这样的话，整个世界将能向和平共处迈进一大步。”^[13]

塞缪尔·亨廷顿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14]在亨廷顿看来，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全球化不可能产生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相反，文化的差异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据。全球化不但没有开掘出全球文化同一性，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明集团之间冲突的文化模式。“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依据文化界限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15]亨廷顿对全球化背景中文化发展态势的揭示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较之那些沉湎于理想状态虚构全球化文化“同质性”的努力却要深刻得多。

全球化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制造着差距，差距导致隔阂，隔阂萌生仇恨，仇恨带来灾难。“9·11”恐怖袭击与文明世界的回击，以及邪恶与正义的较量形式，给新世纪伊始的2001年打下了最深的烙印，也给人类留下了最深刻的思考。就人的实践目的角度追寻全球化的意义，我们看到，相对于传统的封闭式发展，全球化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们利益获得方式的转变。全球化的参与主体，是由边界清晰的不同民族国家所构成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当代世界所流行的原则。全球化进程尽管如火如荼，但它只不过是不同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与“工具”。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民族国家利益的强调，必然引起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作为为实践行为寻找内在根据与理性支撑的文化，其不同形态在全球化中寻觅到一个相互碰撞的大尺度空间。尽管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的共同性追求是存在的，但它还没有构成全球化发展包括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如果忽视了利益主体“个性化”的现实而片面强调全人类价值及全球文化同一性，并以此视为当代人类的唯一价值目标，不免显得苍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7]只要人们不在观念的世界里“天马行空”，而把目光投向现实，就会发现走在全球化最前沿的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在世界上进行四面出击的行为。这与全人类价值利益的实现实在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由此可见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代表“全人类”有多么的空洞与虚伪。

戈尔巴乔夫曾以“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动听而虚幻的高调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由此所造成的惨痛结局，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任何民族及其利益都有其“独立性”，在此基础上所衍生出的文化，也都有民族的“特殊性”。全球化追求的是一种丰富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因此，文化的差异性并不会因为全球化的推进而消失。相反的事实是，为了不至于在全球化中消失自我，反而激起不同民族对本土性文化的执著和兴趣。面对多种外来文化的挤压，各民族对于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对自身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的本土文化的依恋感反而有所增强。萨伊德认为：“显然，各个国家，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印度也好，都教育自己的学生将自己国家的文化经典置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经典之上，让他们不加思索地喜爱和捍卫本国文化传统，对于外国文化加以贬低和排斥。”^[18]美国学者罗西瑙也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收缩边界的本土化的动力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了，这部分是因为这些民族和文化认为受到了全球化侵犯的威胁。……全球化确实在侵犯、破坏传统的规范、习俗。”^[19]“因此，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而且两股力量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好像全球化的每一次扩展都会导致本土化的增加。”^[20]这一理解，似乎是对全球化的否定性认识，但实际上它恰恰道出了全球化对文化影响的本质，是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确认。(www.xing528.com)

文化冲突构成了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在全球化境遇中，文化冲突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撞，但具有鲜明色彩的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而更加剧烈并且具有震撼力量的是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所谓文化的强弱，并不是对文化优劣的表征，而是就不同文化所处位置和运行态势对世界文化类型的一种区分，主要是从传媒技术层面上的强弱来划分的。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与非西方国家文化的关系上。近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几乎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力量的扩张同时起步的。在多年的发展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之适应的较为成熟的文化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因而任何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社会的统治思想。经济上的支配性力量往往衍生出文化权势，进而导致文化“霸权主义”的滋生。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势力，不仅左右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且在文化上同样从整体上控制着全球的走向。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全球化进程就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是西方文化挤压非西方文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起源于“西方中心”，全球化的结果应该是西方模式的全球普遍化。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以其所具有的垄断性、颠覆性和霸权性，试图建构西方所主导的“文化价值全球化”。索罗斯认为：“目前，全球资本主义正在迅猛地向世界各地扩张，它带来的利益极为诱人，与此同时，它还严厉地惩罚那些试图躲避这一全球体系的国家。”^[21]这一“扩张”与“惩罚”，当然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由于民族利益的独立性和对民族文化认同性的驱使，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咄咄逼人的态势，导致了非西方国家对文化安全的重视。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归结为一种模式，文化建设也必然体现出不同民族特点的多样性选择。非西方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自己民族性的文化价值为代价去迎合西方的文化主张，因此文化冲突肯定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