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性：跨文化传播的现实挑战

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交往如果是在不平等情况下进行，则会给弱势文化带来极大的被动并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近年来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和少数文化传播大国同多数文化传播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这种文化交流的“不对称”（Asymmetry）性成为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现实遭遇，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交往从未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但人类进行交流和交往的需要、愿望是完全一致的。那些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交往和文化传播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为了保证自身民族文化的发展，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适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养料，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如前所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的过程及其成果的体现，它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地交流、交往和融合，才能得到继续前进的动力，进而加快本国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用于文化交流和交往的各种传播媒介。正因为如此，人类为创造发明和有效使用传播媒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不断完善传播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做出了成功的探索。当前世界文化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模式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加强人类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透过这种表面现象，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文化传播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深刻变化，人们对现有的文化交流、交往模式和文化传播格局产生了诸多疑问，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单向度和“不对称”性。

自主和平等是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时的一个重要原则。无论一个国家和民族多么强大，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交往和传播时，都应该以平等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因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而企图在文化上也实行“霸权”和“垄断”。无论多么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他们同样都有在国际文化交流、交往和传播市场上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所以，国际上的许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为争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平等交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关系，一些发达国家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事实。在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文化是最先进、最优秀和最完美无缺的文化，并企图以这种文化代替或同化“他文化”。因此这些国家及其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他们凭借其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势，很快在文化传播市场上取得绝对的优势。本应以同等规模和数量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传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弱势，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不得不处于劣势，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现象由此产生。

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现象，一般是指文化传播强国和文化传播弱国之间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这种国与国交往中的“不对称”现象，在经济领域早已有之，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中的这种“不对称”现象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关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交流的“不对称”现象反而愈加突出。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7]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价值等指标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标准的，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凭借文化传播的强势，美国人试图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

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取得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地位之后，全球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大大加快起来。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中充塞的却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希望自己的文化也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样处于劣势。甚至连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由于在国际斗争中地位的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感到了被动，不得不关注本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现状。如一向以人类文化优秀成果集中发祥地著称的欧洲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举起了“文化反击战”的旗帜。因为他们看到，“好莱坞的模式是欧洲的电影模式；美国歌手占据着欧洲的排行榜；而欧洲的互联网语言也是说英语的。美国的文化入侵成了全欧的问题”^[8]。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多年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是同美、英保持一致的，但他们慢慢发现，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以英语、好莱坞、麦当劳等文化符号为内容的美国文化具有同欧洲传统文化竞争的巨大优势。这样，向来以传统文化代表自居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同样出现了“不对称”现象。而在世界文化交流中长期处于劣势状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目前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更是不可避免。

这种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现象，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往中同样严重地存在着。在“文革”期间，我们曾有过抵御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顽强”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确是一件十分不易之事。中国闭关锁国，其文化构成可以说是非常“纯洁”的。但这种“纯洁”也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由于缺少同世界主流文化的交往，使我们进一步拉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大有被排斥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和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当国门打开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世界文化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果继续在妄自尊大、自我封闭、因循守旧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使中华民族陷入困境。于是，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引进以及模仿和学习，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景观。曾受到极“左”思潮长期影响的中国大众，一旦摆脱其束缚，很容易接纳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异质文化所承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思维方式。

西方发达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向中国这个潜在的文化大市场进行文化产品输出，特别是以电影电视、音像书刊、娱乐软件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向不同层次的受众发起了全方位的进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生产早已进入“文化工业”阶段，所以在很短时间里，来自这些国家的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迅速取得了主动地位。他们经过周密的策划，逐步加大传播力度和提升传播层次，在我国文化传播市场上的信息拥有量和传播影响力大有超过我国传统文化之势。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现象在我国就此产生。(www.xing528.com)

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势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会发生向西方文化的变异，有的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9]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和那么现实，但这种“不对称”性的累积后果却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不对称”性已经对国家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造成了损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又有意识地利用“不对称”性的便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文化侵略”，特别是“以直接冲击人的视听感官为特征的电影、电视及音乐，虽然对大众而言主要是娱乐品，但它们同时也必然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或价值观的载体；换言之，它们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向他们暗示着、诉说着关于是非善恶、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伦常秩序的种种观念或评价尺度”^[10]。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威胁。文化主权和文化资源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唯一性”，一旦被别人侵占或破坏，就很难恢复原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完成了民族独立过程，取得了国家主权，但由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造成的“文化殖民”现象并没有随着殖民者的离开而消失。相反，由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播事业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发达国家培养传播人才，从而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模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机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媒体在海外的“代言人”“办事处”，其中有些传播媒体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传播机构的“克隆”物。在我国目前的文化传播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信息制品，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有限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被占领，同我国自己的传播媒体为争夺受众展开了竞争。而在内容选择、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使我国传播媒介常常处在被动地位，受众数量的减少、传播市场的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前我国传播媒体曾有得天独厚的市场专有权，在国内的各种传播活动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如今却被外来媒体和外来文化的入侵搞得措手不及。文化市场风云变幻，只有仓促应战，穷于应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外交难题，由于自身传播力量的微弱，自己的国家形象是由西方大国塑造的，一交手，首先是处在一个先行的、被歪曲、被误解的偏见中，被剥夺了享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外交礼遇，一旦被激怒，又引来更多的非议与围攻。自己的立场、观点都无法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让人们知晓，更谈不上理解与支持”^[11]。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次，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文化紧张”。整体文化素质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西方国家被迫接受超出自己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的大量外来文化信息，囫囵吞枣式的信息接受现象普遍存在。人们一下子“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迷茫和压抑。“文化紧张”正是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突然进入原本单一、封闭的弱势文化环境后，给在单纯文化环境中长期生活的受众造成的紧张、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等心理压力和情绪压力。为缓解这些压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明显拉开，原有的文化发展的格局被打破。西方发达国家为适应向世界扩张的需要，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大肆倾销自己的文化产品，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各国的文化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甘心本国文化就此衰微下去，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使人们常常无所适从，紧张状况一时难以消解。

再次，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虽然人们对世界经济“一体化”非常关注，也在追求文化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做好了进入“地球村”的准备。在本民族文化语境中生活习惯了的人，很难在一种域外文化进入时迅速地抛弃原有的价值认同，转而去信奉自己并不认识和熟悉的“新潮”与“时尚”观念。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以及每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将长时期地起作用，不会轻易更改。就是一些“自以为是”的现代派，在以外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的同时，也必然拖着传统文化的尾巴。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往往很难做出孰是孰非的准确判断和选择。

最后，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有可能使弱势文化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危险。尽管在外来文化进入的初始阶段，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和不习惯，但当外来文化逐步地在新的环境中适应和扎根以后，就会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形成惯性。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在我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每周都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等重要的大众媒体中，来自港、台等资本主义地区的影视作品更是充斥于各类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中。在先进的物质产品的精美包装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驾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大片、打高尔夫球等等，这些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尚”从中国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乡野几乎随处可见。相反，很多年轻人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这无疑与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有着内在关联。

总之，由于文化传播权力和文化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对称”性，在传播全球化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传播生态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文化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成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掌握着世界性文化传播资源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文化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取消了其他文化的存在。这个服从世界市场体系游戏规则，并以网络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显然是不平等的。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殖民”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强身健体”，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方法树立本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但文化自身绝不是无所作为的，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文化攻势，发展中国家只有韬光养晦，沉着应对，制定出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强化文化主权意识，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防御，同时要设法加大本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才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取得主动。如果指望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公平心和同情心，那将继续加剧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特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进入国际文化传播市场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和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