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现实：传播与文化教程

当代出现了众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论。综观这些理论，对全球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一是把全球化看成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全球化是在全世界作为一个大社会系统的意义上人的社会化过程，这样就产生了“全球人”，形成了一种“地球文化”。世界上尽管存在着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特性。这种意义上的全球文化已经客观存在了，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当然存在一些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判断。全球化的世界即所谓“大同世界”，并非全球统一到一个模式，同只能存在于不同之中，欲大同则必存小异。

其二是把全球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而广义的全球化则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全球化不仅是经济领域，它渗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全方位的各个方面，改变着人类生活和地球面貌。全球化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球社会时代，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人类共同体”“地球村”变得更为真切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这种全球化社会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文化活动的必然归宿。

其三是把全球化看成是当代世界各种要素流动、融合并构成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过程。全球化的基础即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同于全球化本身。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既表现为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加强，甚至从一般经济合作转变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等的趋同，相互连接成为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也表现为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规则和运行机制的趋同，世界范围的贸易、金融、市场以及国际分工的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经济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其四是从文化角度，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和依存化。所谓整体化是指全球作为同一个社会整体而存在；互联化是指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利益等方面的普遍相关性；依存性是指国际合作与协调已成为任何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趋同，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普遍的相关性，全球趋同是指普遍的一致性。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全球一体化。一体化是指质的单一性、体系的统一性，而全球化追求统一性，但并不必然导致全球统一于一种体系、一种模式。

其五是当前全球化这个词有被泛用的倾向，如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等。而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指经济的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生产力角度考察，经济发展超越了国界，使整个生产活动在全球展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世界市场而生产是生产力全球化；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本质是追求最大化利润，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还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国际贸易，商业资本的全球化；其次是借贷资本的全球化；再次是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现代资本的全球化是指这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现实境况。它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它无情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A.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扩展，“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的社会联系的强化，这种联系的强化连接了距离甚远的地方，以至于此地发生的事是由千里之外彼地的事件所引起的，反之亦然”^[1]。他指出全球化有四个基本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扩张、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调整、世界军事安全秩序建立和全球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

确切地说，全球化思维的扩散、普及和延伸是从20世纪80个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正式进入世界是以1984—1985年为界的。但在这之前“全球化”这个词早就出现了。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思想的人当然是麦克卢汉，他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第二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布热津斯基，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电子化的社会，正在向全球化的社会迈进。他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1969）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全球化”概念。第三个就是被称为“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全球化”概念。第四个是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和平发展”会议上，提出应从全球角度来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被誉为“全球化之父”的丹尼尔·耶金认为：“什么是全球化？这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觉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全球化不一定是最漂亮的词。但是全球化有两个有利条件：它抓住了新现实，它有用。”^[2]

全球化既是一种“扩张性”的实践进程，又是一种“强势性”的流行话语。全球化与以往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事件不同，它不是在明确理念指导下展开的，而是由经济逻辑所引申出的人类现象，因而具有“自发”性特点。近代以来，虽有许多人揭示过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关联，而马克思更是以“世界历史性”概念论证了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但这种睿智而深刻的洞见并没有转化为人类在全球化实践中的自觉理性。

近年来，研究全球化的著述可谓连篇累牍，但全球化发展的自发性特点，诱导着理论视界只是狭隘地囿于经济这一现象领域，而忽略了从文化层面上，从经济与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中对全球化本质意义的深度开掘。因为任何经济状态与社会物质生活的改变，都会导致文化上新问题的出现，开掘着文化发展的趋向性轨迹。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做过透彻分析：“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3]全球化作为人类交往形式扩大化的产物，必然引起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的转换，社会发展的协同性与相关性，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具有互渗互融的特点与互动互进的机制。任何单纯从经济视角对全球化的考察，都是对全球化丰富内容的消解。(www.xing528.com)

深刻检讨并反思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便可以发现，全球化发展及其所蕴含的矛盾，如经济摩擦，政治冲突，其产生与发展均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对立相联系。在马克思的视野内，“世界历史”是由资本流动与市场扩大所开拓的，同时它又导致了精神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他认为，随着各民族相互依赖的增强，不同民族的封闭观念被开放意识所替代。经济发展的惯性冲力，导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4]这说明，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交往的全球化。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文化的故步自封已不可能；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在引发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世界性矛盾的同时，其本身蕴含了全球文化共享的趋势。尽管马克思早年所面对的“世界历史”现象，只是处于全球化的幼稚期与初始阶段，但其论断所包容的文化理解方式及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审视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仍有着丰富的启示性价值。

处于全球化进程前沿的西方学者，近年在对全球化的学理分析中日益感到经济学解释力的局限性，开始从文化角度阐释全球化的矛盾现象与发展态势。由此实现了研究视角的转换。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过程与不同利益主体相关联，其中文化承担着为不同利益主体辩护并寻找着客观根据的职能。所以“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5]。鉴于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的矛盾以及运行中的混乱无序，德里克认为，文化的规范意义就在于，对全球化进程作出方向上的安排，把不同的利益实现协调到合理同一性的基础上。“全球化话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文化的回归”。“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全球化的文化主义探讨不仅作为这一新形势的表达方式而出现，而且也作为使日常生活的混乱变得有序的努力。”^[6]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以其在全球化语境中研究文明和文化的独到见解为世人所瞩目。亨廷顿把文化作为导致世界分裂和混乱的根源性因素，认为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最普遍、最重要和危险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的这一观念值得商榷，但他理解世界、理解全球化的文化思路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中文化冲突的前瞻性预见，却有合理之处。全球化需要从经济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把握，但更需要做出文化性的理解和阐释。在一定意义上，前者受到后者的制约。全球化进程蕴含着人类的价值追求，折射着人的文化态度。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全球化如果失去了文化这一超验纽带的维系，没有被赋之于“终极意义”的阐释与关怀，并在文化语境中得以读解，它就会把人类导向无序和混乱的境地。研究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发展，目的就是要使全球化在发展中更具理性化和规律性，通过人类的创新性实践，使全球化开拓出人类的真正文明。

从文化传播的视域来考察，跨文化传播是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者常常用“flow”或“flux”来表达文化信息传播的现状，即指文化信息传播的影响方式和生产方式完全是一种流动状态，说明了跨文化传播对现代社会的渗透属于一种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文化工业不断地生产文化信息，又不断地进行文化信息循环，再不断地生成新的文化信息。由此可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的流动和扩散、重组和整合加快了，我们面临着文化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跨文化传播迅速改变着大众媒介文化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构成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角色，人们正是通过它来建构自我及确定自我在文化中的定位。跨文化传播的表象越来越直接地通过媒介本身扩散开来，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从有线电波到通讯卫星，从通讯社到数据库，传播网络和传播流量的国际化和增量速度不停地移动民族国家的边界，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使文化传播问题凸现成为现时代的焦点。

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要受到文化亲和力、时空接近性、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的强烈影响。一方面，现代文化传播技术能力的增强，使文化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和低成本地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工业的兴起为全球化提供了组织框架和市场选择。毫无疑问，全球性的文化传播在市场中立的后面包含着许多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商业主义。它可以扩大文化选择和开阔人们的眼界，同时也侵入了地方和本土的以及传统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空间。全球化的网络怎样取得地方性的意义，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全球性与地方性怎样相互抵抗、冲突，然后相互适应，最后融为一体。这些变化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此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长期侵入，定会出现文化的“杂交”和“混血”现象。文化的“杂交”和“混血”这种特征，是对当前全球文化现状的一种形象化比喻，是借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人种混杂现象来解释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撞击而成的一种“混杂性”和“混合性”的新文化。它是跨文化传播即文化互动生成的结果，事实上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显现。

不难发现，不同类型的文化传播媒介可以对文化认同和文化经验的衰亡或繁荣产生不同的影响。地方的、种族的和比较私人性的文化传播媒介有助于维持持久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主权，而国际性的文化传播内容则对表面的、短期的文化现象，诸如大众时尚、风格和趣味产生影响。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传播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文化传播地方化的趋势。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的象征认同越来越依靠地区性的传播力量。因此，近年来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向传统价值回归，以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抬头就不足为怪了。

总而言之，跨文化传播的要害是它对转型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显然受到其文化传播领域和文化传播对象的修正，以及接受主体的行为和反应，并随着整个文化传播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包括文化传播符号的延伸，时空距离的虚拟，经济因素的变化，文化冲突和骚动的反复，文化适应的困境，还有各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文化传播生态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不稳定性，都为跨文化传播的演变过程打上了注脚。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仅仅来自关系效果，相反却常常是一种阐释手段。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本身决定了什么是跨文化传播的信息栅栏，从整体上成为全球性与地方性，跨国化与本土化，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阐释系统。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组成了跨文化传播和表现的场所，从而实现了选择和决定的程序，这构成了社会空间的政治维度，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选择范围，跨文化传播始终和意义模式相关。正是在这种无穷无尽的利益和信念的游戏中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空间，也就是我们一再倡导的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