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传播及编解码教程

研究媒介文化当然也绕不开英国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斯图亚特·霍尔作为当代西方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大家，其文化传播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霍尔的代表作是《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该文写于1973年，是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篇油印文章，后经修改收入1980年出版的《文化、媒介、语言》一书中，是文化传播领域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它集中体现了霍尔的媒介观。

《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的中心思想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流通、使用（包括分配或消费）以及再生产四个阶段的理论。霍尔认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也存在同样的阶段。就电视话语的流通而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是电视的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即进行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这个阶段也称为“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加工者的世界观、知识结构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代码（Code）。在霍尔看来，代码是解读符号和话语之前预设的，早已存在于加工者的头脑之中，就像作为语言代码的语法，被看作是自觉自然的过程。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不懂语法的人照样说话一样。意义的产生取决于代码系统，就如没有语法句子就不能产生意义。霍尔认为，文化代码虽然很早就被结构入文化社区当中，它却常常被认为是自然的、中立的和约定俗成的，没有人会怀疑代码系统本身的合理性。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如何打破代码，将其中蕴含的意义释放出来。

第二阶段叫做“成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之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电视作品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传统电视理论认为电视信息的代码是高度约定俗成的。电视图像被认为是直观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可能做假。所以尽管观众不同，不可能有编码者不同的解读。但霍尔认为电视的信息是“多义的”，而不是“多元的”，因为由于图像话语将三维世界转换成二维平面，它自然就不可能成为它所指的对象或概念，而且，“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又不断的由语言或通过语言表达：我们所知所言必须由话语或通过话语产生。各类知识不仅产生于真实语言的清晰表现，同时又是语言对真实关系和条件的表达。因此，没有代码的运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6]也就是说，电视画面越自然，就越有伪装性，这是因为图片和形象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比语言更难觉察。因此意义并非由文化代码预设，意义在系统中是由接受代码决定的。换言之，电视文化提供的产品是“意义”。但“意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因此电视文本具有“多义性”。符号的意义跟所给事实不一定符合，观众完全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来。(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称为“解码”阶段，这是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观众的世界观、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起着主要作用。观众所面对的不是客观世界的原材料，而是加工过的“文本”。“文本”是由“编码”构成的，因此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文本”的意义。如果观众没有看懂，无法从中获取意义，那么观众就没有“消费”，意义就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最终是电视产品没有被“使用”。

据此，霍尔提出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线性过程的观点。他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从“编码”到“解码”，每一过程都有其自身的决定因素与存在条件，而且，信息生产的权力关系与消费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吻合。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传播采用的话语形式，产生这种话语的语境，负载信息的技术手段等。从这一理论出发，霍尔提出了三种假设的解码地位，即著名的“霍尔模式”。第一种假想的地位叫“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这一地位与权力紧密相连，它假定观众的解码立场与电视制作者的“专业编码”立场完全一致，“编码”与“解码”两相和谐，观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不持异议。第二种假想的地位叫“协商的代码或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这似乎是大多数观众所持的解码立场。观众对电视文本一般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强调自身的特殊情况。观众与支配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第三种假想的地位称之为“对立码”（Oppositional Code）。在这种情境中，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对电视文本有自己的解读方法，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7]，读出新的意味来。

不难看出，“霍尔模式”的功绩在于它打破了美国传媒研究的传统模式，为电视的文本研究及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号学范式。这个简单的模式却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播者传递的，而是接收者生产的。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因为传播者本人的解释，并不等于接受者的解释。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给定的一致性，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解码。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协商的过程。观众对文本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这就使观众从“被动的和消极的”状态当中彻底解放出来，成为意义建构的“主动的和积极的”参与者，为文化传播的研究带来了乐观的一面，同时也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打下了基础。